5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反共的国民党，而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1945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1949年1月毛泽东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1945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毛泽东1949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B13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存在差异与矛盾并不奇怪，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创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等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平等的气氛，关键也正在于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双方之间消除猜疑与不信任，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对于双方的安全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由于认识到这一前提，斯大林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缔结新约的提议，并明确肯定了1945年条约所含有的不平等性质。新的条约谈判顺利地取得了进展，达成了预期的目的。就条约文本的表述内容而言，新条约与旧条约形式没有重大的区别。但就相关的协定而言，除了外蒙古问题由于其独立已成既成事实，未能得到解决以外，苏联通过1945年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权益均已宣告放弃。
有关中长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公开承诺：一俟对日和约缔结，至迟不晚于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旅顺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大连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B14
与斯大林最初的态度和条约谈判开始时苏方的草案相比，最后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毫无疑问是中苏双方相互交涉、磨合与让步的结果。尽管苏联方面由于担心完全放弃过去在东北构筑的防波堤，可能影响其周边安全，因而力主缔结了一项补充协定，要求双方在各自边界连接地区，如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确保不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补充协定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正在向边疆地区挺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情，因而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与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成功、国力的提升等等条件的改变，其实也同样会影响到弱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意识形态背景和革命特色的国家当中，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也会促成他们过强的民族自尊心。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斯大林在1950年中苏谈判问题上，以及中苏协定部分内容的批评，就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曾经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的补充协定，被批评为斯大林在中国要了两块殖民地。原本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