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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然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冲突与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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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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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决策和活动至多也只能影响他的家庭、亲朋和与其交往的少数人，很难对社会或“历史”有什么影响。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活动大都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毛泽东决策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否决已被国会两院表决通过的不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这一决策也影响到千千万万（中美两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因而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科学的历史理论，应当对“个人选择”的作用和影响予以说明。借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也许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作出选择。人们在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经济学把这一比较和决策的过程称为“权衡取舍”。在“权衡取舍”时，人们往往不仅要对某一选择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进行比较，而且还要在不同选择之间（不同选择的代价之间，不同选择可能的收益之间）进行比较。显得经济学把作出一种决策时被迫放弃的那些选择中那个最好的选择（所能得到的收益）称为“机会成本”。简单地说就是“成本就是为了得到而必须放弃的东西”。机会成本并不是实行某种决策所实际付出的成本，而只是一种放弃了的可能性。社会运行中都有许多难以确定的变量，实际情况很象多人对弈或打牌（博弈论），最后结果不仅仅将取决“行为人”单方的愿望，还却决于“相关人”的反应，所以人们在作出决策时就需要对情况发展的可能性作出估计；另外，即使已经发生的情况，人们收集的信息也往往是不完整、不确切的，所以在作出“选择”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片面性，事后看来人们并没有作出最好的“选择”。
总之，“选择”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当几种决策的“机会成本”差不多相等时，决策就会发生困难，这时微小的信息差别就会导致决策改变，以决策为基础的行为也就相应发生改变，这样，作为行为结果社会历史，也就不完全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
记得一位学者在说明经济学在分析社会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时，把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分为“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意即“非常规事件”）两类，他认为，在常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理性，所以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在解释这些事件上，经济学显得得心应手；但是历史学家注意的大都是非常规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学在解释这些事件上往往就显得无能为力。
这位学者对“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划分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历史事件”中，“非理性”因素也许并不象这位学者设想的那样普遍，经济学看来，在分析人的行为时借助于“非理性”，往往是研究者无能的表现。严格说来，历史事件的真正特殊性不在于人们的行为由“理性”转变为“非理性”，而在于影响人们决策的外部环境变化太快，间隔一小段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人们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结果有人很快得到了新信息，决策的“约束条件”增加，他们就根据新“约束条件”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获得新信息，仍然根据原来的约束条件决策并采取行动，于是二者就会出现反差很大的举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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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变化的信息在时间维度上流动的速度不同，使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许多偶然性。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很难把握信息传播的时间维度，因而无法用约束条件的变化解释历史过程参加者的行为，于是就把一些不易解释的行为归咎于“非理性”。当然，在历史急剧转折关头，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群体”短时期内作出“非理性”选择也是可能的，因为突发事件往往直接影响人的情绪，而情绪就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并且还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当许多人被某种共同的情绪所感染时，群体行为就会大大偏离于“理性选择”。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许多狂热举动，就与当时特定的情绪感染有关。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毕竟很少。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过多地求助于“非理性”。
四、“历史合力论”和政治决策的影响
晚年的恩格斯认识到过去对历史过程的表述（历史必然论）过于绝对化，于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合力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人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历史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过程，是许多作用力合成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它不仅能够解释普通百姓的决策何以很难影响历史，而且还可以解释政治人物的决策何以都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其决策也相互冲突，于是一部分人的活动往往被另一部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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