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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形象与历史题材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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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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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分析小说一样，既要考虑到组成它的人物、事件与情节，也要考虑这些表述中带有作者个人印记的美学效果。
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这一看法，同样也能为我们如何看待文学中与历史相关的写作提供新的观察方式。就某种意义上讲，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形象，似乎才更合适地被视为是海登?怀特所谓的“话语写作”，是作家依据“建构的想象力”对“历史”的重构。在这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合二为一，或者说，历史叙事消融于文学叙事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形象对“历史”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西游记》中也使用了“玄臧取经”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它的表现方式与《三国演义》对历史题材的表现方式是绝不能相类的。因此，根据历史题材作品中对“历史”不同的使用与改编方式，我们可以将历史形象大致分为这样三类：纪实类、戏说类与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中间类型。在这儿，考察的一个中心问题，或者说，据以划分的一个核心标准，即是历史形象对“历史”的表现方式问题。所谓纪实类的历史形象，即是指在历史题材创作中，作者是本着为历史作纪实性的记录（作品本身也体现出来）的精神塑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形象，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在市场上相当红火的以领袖为题材的纪实类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所谓戏说类的历史形象，即是指那类除了人名是真的，而所叙述的所有事都是虚构的历史题材创作现象，像电视剧《戏说乾隆》即是此类作品的典型。所谓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历史形象，实则上是一个相当难以界定的概念，它只是指明了它所处理的历史题材是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文学史上出现的大量历史题材创作，都属于此种类型，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郭沫若的历史剧也应该属于这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历史形象的划分，大致上勾勒出了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面貌，体现出了作者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对“历史”不同的处理方式。
历史形象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当前的历史题材创作，也是相当有益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经常会以历史中个别的事实甚或是对历史人物的整体评价的错误来指责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的历史表现缺乏真实性。除了炫耀学问的吹毛求疵，这种指责一般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与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记忆相关，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中相当重要的媒介，所以历史学家所要求于历史的，是能够起到传统上所谓的“资治通鉴”的认识与教育功能。而传统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形象，往往能够与这种传统功能相适应。像郭沫若的历史剧写作所体现出来的“以古鉴今”的特点，就是自觉与有意识地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历史形象这一传统功能的例子。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于中国的小说与影视剧中“历史题材热”现象中的历史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却不能不说是往往与这种传统功能相左，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历史题材热”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转型时期开始的产物，其传播载体以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为主，其主人公多是历代的王侯将相。这种历史热现象与我国转型期消费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息息相关。以实用性、世俗性、当下性为价值取向的消费文化，在催生了“历史题材热”的同时，又内在地决定了其中的历史形象的特点。在众多的历史题材小说和电视剧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和制作者那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创作状态：一方面试图将故事引向对历史的“再现”，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大众感兴趣的一些视点重新诠释与“化装”历史；一方面试图以巨大的场景和完整的叙事展现古代气象，另一方面又是商业主义的，世俗的。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有点类似于杰姆逊分析怀旧影片时所提到的特点：“它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个来龙去脉。”［3］（p206-207）这种历史形象消费，是非历史的形象消费。在这里，历史是被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它不是“资治通鉴”的对象，已经失去了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叙述已发生的事”的传统的叙事功能，它不再必然地与传统的精神、气度、道德联系在一起，而是作为一种虚幻的“形象”变成了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对象。历史变成了“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所选取的形象消费的一种，从而沾染上了极浓的流行趣味，其与历史意识相关的深度感消失了。杰姆逊说：“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中，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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