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
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
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