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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模型”与灾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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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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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外发展差别不大，使得荆江分洪区的应用变得十分困难，形成投鼠（分洪）忌器（启用蓄滞洪区）的局面。
又如《防洪法》第9条规定，“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区域的综合规划”，当然，防洪是为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应当服从区域综合规划，但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时是否也应照顾到防洪的需要呢？未见说明。否则，制订防洪规划可以服从综合规划，但洪水是否就当然地随之服从区域发展规划了呢？近些年大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条的缺陷。当然，制订规划时一定提出了保障规划实行的条件，其中关键性的条件恐怕是通过兴建工程提高防洪保证率。如前所述，利用工程手段防洪是可以达到减少灾害和灾害损失的目标，但要抑制灾害损失的增长，还必须通过调整社会以适应自然来达到。这是古今中外防洪减灾实践已经证明的事实。
由以上实例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本来似乎不相干的多种事物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研究对象与其影响因素往往构成一个大系统，因此，难于通过实验或计算直接求解。然而，历史上的水利和水灾既包括相关的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等条件的影响，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通过历史模型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 三、“历史模型”的特点和应用前景
以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而著称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灵秀。”历史思维是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重要的思维训练。这种智慧的培育对于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模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发展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可以比较有效地避免学科单一的局限和依赖纯经验的判断。
“历史模型”和“物理模型”、“数学模型”都是科学研究的手段，都是根据已知的边界条件，把握其中主要的、本质的影响因素，模拟和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都可以取得定性和某种定量的结论，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区别：①“历史模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宏观问题，例如环境变迁、历史水灾、治水思想、管理体制、水利规划等；而“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则是微观研究的手段。它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出自己的优势；②“历史模型”擅长复原以往千百年时间里的历史状况，便于揭露在长时序中所显现出来的事物运动的规律和特点；③在软科学领域，诸如减灾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由于历史是实际发生过的，并且所展现的是有多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整体效果，因而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生动的说服力；④一般来说，“历史模型”的研究成本低廉。以历史水文研究为例，取得的前数百年的洪水极值资料，与当前为取得每一年的水文资料投入的经费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可见，和“数学模型”、“物理模型”一样，“历史模型”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正确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对于选择和使用这些方法是重要的。
中国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尤其是明清以来多达 8 000多部的地方志，还有完整的政书、国家档案，提供了地域上几乎遍及全国，时间超过500年的资料系统。这些优越的条件为运用“历史模型”解决多因素复杂问题创造了条件，而某些成果精度也不会低于理论计算值。这是我们对灾害研究为什么需要“历史模型”研究方法的基本认识。
今天，虽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古代不能企及的，但人们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再回过头来看历史，也总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它又为历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比过去先进的方法和手段。换句话说，科学的发展非但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和信息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历史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没有止境。
主要参考资料
1、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 月 27日。
2 、沈怡编著《黄河问题讨论集》，1971，台湾商务印书馆，34页。书中选载曾受聘两度来华考察的美国专家费礼门教授于1926年致沈怡的信：“昔人有言：失败者，成功之母也。……愈是有识之士，曾于有千余年历史之中国治河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者，必将愈为迟疑，不敢随意作批评。盖中国历史中有许多事实必须首先熟悉也。”
3、佐藤俊朗∶“我平素认为搞科学就得首先研究历史，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想法也许有一点可笑。但是，我们所搞的学科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其中存在着历史的重要性。……象我们这样从事以大自然为对象的科学领域里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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