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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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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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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3] 市舶贸易已有相当规模。从现有史料看，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的管理经历了管理体制和管理内容上的逐步变革过程，以下详为论之。
最早反映唐政府管理市舶贸易的史料见于《唐会要》。《唐会要》卷66《少府监》：“（高宗）显庆六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有学者认为，敕文所云“所司”应即是唐政府管理市舶贸易的机构——广州市舶使院，并认为到显庆六年（661）或稍前的时候，广州市舶使之职即已创置。[4]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依笔者愚见，高宗的敕文是对市舶贸易的管理做出规范。敕文中的“所司”是泛指中央各有关政府部门，并非专指某一机构。而敕文中的“本道长史”，显然指的是高宗永徽之后于广州设立的岭南节度使府长史，即岭南道长史。[5] 敕文的大意是规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如果需要购买海舶之物，则要在每年的四月份以前，支付需要购进物品的所须钱物，交由岭南节度使府的长史去负责购买。长史在海舶到境十日之内，将官方拟购的物品购买完成。官市之后再允许外商与国内百姓进行交易。长史购进之物，要送到中央少府监，由少府监选取一些精品送入皇宫，供皇帝、皇室使用，其余物品，再发送各有关政府部门。
就对市舶贸易的管理而言，敕文所云有两个要点：一是外商以船舶载货物到达广州后，先要与唐政府官方进行交易，然后才能与国内百姓进行交易，即政府官方具有优先购买权。二是政府官方购物由岭南节度使府的长史负责，即由岭南节度使的属僚负责，尚无专门的市舶贸易管理机构及管理官员的设置。不过，长史作为正五品上的职事官，为岭南节度使府的高级幕僚，这足以反映出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管理的重视。
另一条较早的史料见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203武后光宅元年（684）七月条载：“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崑崘所杀。元睿闇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略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崑崘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史料表明此时市舶贸易的管理权仍属岭南节度使府，即广州都督府所有，由都督府属僚具体负责，仍无专门管理市舶贸易的政府机构和官僚，在管理体制上，与高宗显庆六年时的情况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已故著名经济史专家傅筑夫先生，依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所载“贞观十七年，诏三路市舶：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莞四色，并押解一分”，推测从唐初起，南海市舶贸易就置于市舶使的管理之下。[6] 这一推测是错误的。对顾炎武所言，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已指明其误，是误将《宋会要》关于宋绍兴十七年之事记为唐贞观十七年之事。[7] 所言甚是。
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至迟不晚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显示这一变化的史料见于多处。如《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载开元二年十二月，“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使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新唐书》卷112《柳泽传》载：“开元中，转殿中侍御使，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书奏，玄宗称善。”《册府元龟》卷101《帝王部·纳谏》云：“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帝嘉纳之。”同书卷546《谏诤部·直谏十三》亦载，“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云云。
诸处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均载明玄宗开元二年时广州已有市舶使之职的设置。需要指出的是，《唐会要》关于此事的记载与诸处史料有所不同。《唐会要》卷62《御史台下·谏诤》载云：“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监选司、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把诸处史料所载之“市舶使”记为“市舶司”；“监选使”记为“监选司”。对《唐会要》的这一不同记载，喻常森先生已研究辨明其误。[8] 遗憾的是，迄今仍有一些学者还将《唐会要》的这段记事据为信史，错误地断定开元二年时唐政府已在广州设立管理市舶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从诸处史料不难看出，市舶使周庆立的职事本官为右威卫中郎将，官阶四品，是唐中央禁卫军的高级将领。可以肯定，他是以中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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