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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一）：前言、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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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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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1122年。但是裴駰《史记集解》、僧一行在《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订的武王伐纣年，董作宾先生推定相当于西元前1111年。其他的说法还有西周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别见于《帝王世纪》等处。又《史记》“鲁世家”的鲁国诸公年代，可用来补共和以前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鲁世家”和刘散《世经》所引“鲁世家”，其年代又颇多不同。依据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选择，也各有其拼合迁就处，所得结果难免有歧异了。屈万里先生仅以共和以后诸王年代的若干异说及共和以前鲁公年代的两种说法台排，即可得到九种不同的西周积年（屈万里，1971：789—790）。
再说月相解释的问题。根据金文资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时，对月相的不同了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同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见纪录月相的名词，共有四个：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个名词指哪几天？王国维先生创为四分月相说，以为四词各指一个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国维，1959：19—26）。董作宾先生创为定点月相说，以为一个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两个定点，这个定点只有两天的游移，各称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宾，1952）。由于古史资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这一天属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释不同而有歧异。不仅西周有年月日诸器的断代不同了，对于文献资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属，连带的也就影响到推定各王年数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说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决定。例如白川静先生从王氏四分月相为各周器断代的方法，陈梦家先生则大致上采董氏之说为其“西周铜器断代”一文的依据（陈梦家，1955）。近顷董说颇受劳干先生的批评（劳干，1978），但是刘启益先生则又根据新出的几件铜器铭文大体上肯定了定点月相说（刘启益，1979）。其实，周代金文中的四个月相名词，其出现频率并不均匀。初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其他三词（劳干，1978：50—51；黄然伟，1978：64）。除非铸器专挑月初，这一偏颇的现象颇难解释。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别称，则月相的系属更有问题了。
正因为西周年代学上有这几大不易解决的难题，本书不拟勉强采取任何一家的理论，以假定各王的年代和西周积年。至少在目前，考古学的新发现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难题。一本史学专书而没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学系属史事，这是无可奈何的抉择！本书的史事分配，大致上接受白川静先生所著《金文通释》或陈梦家先生所著《西周铜器断代》中各器的安排，因为二氏对各器所属世代，往往由形制、花纹及出现人名为组合标准。一段一段集合成组，排列其前后次序，诸王年代及总积年，反而不是首要的问题了。
本书叙述，以文献、考古、金文三项资料参合组织。金文史料，过去有《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为完全，今日则以白川静先生的《金文通释》与《补释》为最全的集子。因此本书举证铭文，只要《金文通释》（或《补释》）已采入的，均以该书为资料来源。至于对铭文的解释，则比较各家意见而择其最善者，却也不是全从白川氏之说。在附图中，本书选了若干新出或不多见的铭文拓本，以便读者。其原铭拓本未经录入者，概请查检白川氏原书，或其他著录金文的集子。本书各章中，有三章以史事的叙述为经，其余各章，则以制度与现象的讨论为主，可算系于经线的纬了。这几章中的叙述仍上下贯穿。各章置於西周初、中、晚三段中最有关系的一段，并不表示所讨论的现象只见于这一时段。诸章经纬相维，惟读者善加注意。
三十年前进入台大，李玄伯（宗侗）师始为启蒙，遂对中国古史发生兴趣。后来董彦堂（作宾）师、凌纯声师、李济之（济）师由不同的方向又加鞭策。二十年前，王雪艇（世杰）先生及李济之师倡议修撰《中国上古史论文集》，由作者受命襄赞。该书经营甚久，集稿也很辛苦，但至今不得正式出版。今兹本书出版，一则纪念玄伯师、彦堂师、济之师三位先生，再则也求稍赎未能终始雪公交下任务之罪愆。
自从入台湾大学以后，多少年来未尝稍离中国古代史的园地。历年来受师长教诲之恩，既深且重。诸师中尤可感者为芮逸夫、劳贞一（于）、高晓梅（去寻）、石漳如四师及私淑仰慕的钱宾四（穆）先生，敬在此向各位先生虔致谢忱，并祝这几位学术界的大老身体清健。
本书付印之时，先母犹健在，此书出版时，先母已弃养，蓼莪之悲，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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