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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辐射和扩张[20]，后者则从各地区的本位出发，强调了它们与中原地区及其它临近地区的相互作用。因为各主要地区的考古文化在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所以张先生认为各地区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辐射下产生的、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扩张"的解释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又认为"龙山形成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我们却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即龙山形成期－是真有的"[21]。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比单纯强调各地区文化的相互作用更辨证，因为最早的中国古代王朝毕竟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历史时代的早期中原乃至黄河流域确实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张先生提出相互作用圈的理论虽晚至1986年，但是各地区文化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体现在他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他把夏商周看成并行发展而不是前后相继的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文化，就是这个思想的雏形[22]。使研究国家起源的人深受启发。
张光直对自己的反思
张光直先生晚年每每检讨自己早年的解释理论－也就是中原中心论。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中的夫子自道："这本书(指《中国古代考古》--引者)在1963年出了第一版，1968、1977、1986年出了第二、三、四版，在东亚、欧洲、北美洲流传很广，被很多大学与研究所采作教科书，他在西方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书不出口，《中国古代考古》消化了很多的遗址遗物，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同时，中国出版的考古书刊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中国古代考古》则是用英美熟悉的语言写的。但是它却被我狠狠地改了两次，就是第二版到第三版及第三版到第四版之间。第一版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只是材料都是在一种眼光下收集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在中原做的工作极多，文化层序较长。在写第三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地方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报告了无数的新资料。我不能不向新出土的史实弯腰，一：中原的文明偶然被四裔超过，二：四裔的文化有时被碳十四放在比中原更早的地位。我就不得不给四裔在这第三版里较高的地位。可是八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证明在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文化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我所说的核心区。"又说"我这核心区的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我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历史学。"[23]
所以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24])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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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星灿：《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43页。
[2]．J.GunnarAndersson,ChildrenoftheYellowEarth---StudiesinPrehistoricChina,The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3.
[3]．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4]．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1927年再版本，第393-404页。
[5]．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16-1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6]．杜正胜：《无中生有的事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第4-29页。
[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第1093-1134页，南京，1935年。
[8]．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南京，1934年。
[9]．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1930年，137页。
[10]．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1931年，556-557页。
[1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210-2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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