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来说，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在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时空框架被认为已相当完善的地区，年代相当早，只有一处孤零零的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遗址，这些使它与其临近的河姆渡最初被发现有所相似但几乎处境完全不同。因为当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还没有被正式地建立起来，尽管人们对河姆渡的过早的年代和文化成就有所疑惑，但是因为空白的时空需要更多的内容去填补，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化之子。然而今天，由于区系类型学说的高度自信，人们就更倾向于怀疑象跨湖桥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是否应该存在，怀疑发掘者是否在地层或者年代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不理解的现象保留适当的怀疑的是应该的，这是保证科学的严肃性和防止错误的必要程序。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引起怀疑的因素应该予以仔细分析，并尽快将遗址的年代确定下来——这是讨论所有的与跨湖桥相关诸的问题的时空前提。最新出版《跨湖桥》发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跨湖桥的较早的年代的。跨湖桥的碳十四和热释光测年结果的数据已经足够多了。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个，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个，30个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应该说是高度集中了。江浙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没有发现石灰岩地区的偏早现象，因此，这样的年代数据应该说可以和本地区其他如河姆渡、马家浜等的年代数据进行比较的。跨湖桥的地层堆积也为这些碳十四年代提供了一个下限框架。跨湖桥文化层被埋在海侵地层的下边，其上又被厚厚的湘湖沉积所叠压。据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距今8000-3000年是全新世的大暖期，海平面不断上涨，距今6500年左右涨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据推测比现今海面还要高2米左右。大概正是跨湖桥文化层上边的海侵地层的正是这一环境事件的地层证据——跨湖桥文化存在于一个沧海桑田的变化阶段之前。跨湖桥附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遗址——下孙家遗址。这个遗址也是被压在一个大的海侵层之下，海侵层上边同样有湘湖的湖相堆积，两者在文化面貌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有相近的年代测定结果，这应该已经为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比较确凿的根据。

人们怀疑跨湖桥的年代，主要是因为在这样早的年代中包含了这么一些先进的文化因素——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不仅器类、器形、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王明达先生认为是上了漆的）、方格纹饰等等在人们对对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等。其实所谓先进是因为以前没有发现，是对其来龙去脉没有把握。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中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原始性，正如严文明先生在现场座谈会上指出的，个别因素看起来确实是先进的，但是整体上仍然是原始的，比如彩陶施于手制的器形尚不是特别规整的器形之上，等等。它们在当时的技术与环境条件下出现都是合理的。还有如张居中等先生指出的，这种文化上的突兀和结构性特征在这里是新奇的，但是与其他地方如河南的比较，同一时期则有相似性。

我认为，对跨湖桥这样一些文化因素，今天已经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支客观存在的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如何深入地认识它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来龙去脉，一个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种文化面貌。

我觉得对于跨湖桥这样的遗存应该放在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形成阶段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观察。

在跨湖桥往南大约100公里的蒲阳江流域还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代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上山遗址。尽管由于年代、空间的不同，还有过渡阶段的文化的内在特征等原因，它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但是为我们认识跨湖桥的来源提供了一点宝贵的线索。不仅江浙地区，全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是因为源头复杂，源头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主要看我们放在什么样的时空框架中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过程复杂，我们如何发现具体的细节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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