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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清人著述的目录与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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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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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著述总目性书目，但严格说来，与历代正史经籍艺文志一样，并非有书必录，而是有所别择汰选。所以，后人指摘《清史稿·艺文志》的疏误，并不责求其一一著录无遗，而是批评它遗漏许多本不应当遗漏的重要著述。
后来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清人著述一万多种，数量与《清史稿艺文志》原书基本相当而约略过之。然而，武氏却没有说明增补的原则，似乎其纂述宗旨，与《清史稿艺文志》不同，已是所见必补，不再甄别去取。彭国栋著《重修清史艺文志》，收书数量不如武作成书而体例近似，好像同样是有书即补。
沿承这一路数，近年王绍曾又主持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至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面世。此书主旨，在为《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拾遗补缺，所以，不再著录这两部书已经著录过的书籍。除此之外，凡见于国内外公私簿录著录者，编者无不采集，累积有年，绩效甚巨，全书共著录清代著述五万四千多种，数量空前，超过《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收书总数一倍多，虽然名为“拾遗”，实际恰似反从为主。
若将《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以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三书，视同一书，并储合用，单纯就载录书名、卷次、作者而言，目前虽大体上已经比较接近清代著述总目的程度，但由于清人著述数量过于庞多，还是有相当一批当今确有传本存世的书籍，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轶出于上述三书之外。所以，今后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做很多增补。
另外，从《清史稿艺文志》到《补编》和《拾遗》，所著录的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相当一部分条目，著录者是仅仅依据各种书目而未见原书。主持《清史稿艺文志》修改定稿的朱师辙，当年已经特别指出过这一缺陷，而这一点在《补编》和《拾遗》当中，应当更为严重和普遍，或者说依据现有书目间接著录，就是这两部书的基本编纂方式。这样，不可避免地就会一些有因袭前人书目错误而误标书名、卷次和作者的情况，这也需要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不可胶执盲从。
只著录书目编纂者并世实有的书籍，应是《清史稿·艺文志》这类目录书籍著录书籍的一项原则。范希曾批评《清史稿·艺文志》的疏失，曾就此论述说：
书本未成，或已成而亡，空张其目，在方志经籍，此病最甚。《志稿》（德勇案：指《清史稿·艺文志》）不收已佚之书，得使后来推知撰志时，其书已隐昧弗显，实为本志特色。……著录存书，不特已刊也，凡稿本传抄本，知其确在，亦当入录。……惜《志稿》于此尚未精尽。[3]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对其出处依据，没有说明，今已无从审辨是否有可靠依据，能够证明其所著录的书籍，在当时确实存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则逐条一一标注有所援依的书目，略一翻检，即可发现其中尚存在一定问题。
这主要是引据了一批20世纪二十年代的古旧书店营业书目，如《文奎堂书庄目录》、《抱经堂旧书目录》、《苏州来青阁书庄书目》、《文学山房书目》、《来熏阁书目》，等等。这些曾经在旧书铺中流通的书籍，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土地改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动荡之后，是否依旧存世，本无从知晓，依例不应引作依据（《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实际与此性质相同，也是《拾遗》中不当引据而引据的目录）。在《拾遗》依据征引的资料当中，还有其他一些书目，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清代和民国藏书家的私藏书目，甚至包括清初朱彝尊的《潜采堂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这些旧藏的存世状况，更是难以卜知。因此，在利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时，需要审辨它所征引的书目，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对待。
除了收书种类大为扩展之外，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其另一超越《清史稿艺文志》以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显著优点，是依据所征引的书目，著录了大多数书籍的传世版本。就大型综合性书目而言，此举堪称中国目录学史上一项前所未有的盛举。
不过，此书在著录版本方面，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著录版本，要远比仅著录书名、卷次和作者，更为复杂，需要具备相应的版本学专门知识。所以，过去已有书目所著录的内容，往往并不可靠；理想的做法，需要延聘版本学专家，检视原书，一一辨识。可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却只是由书目到书目，因而，其中必定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沿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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