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属于贵族阶级，他盘剥平民，从这方面看，他是革命的对立面。但拉瓦锡在大革命时期也为新政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设计城市照明、制定农业改革方案、贡献火药制造和矿物探寻资料，并参加了新政府主张的“改革旧度量衡制，创造新的国际通用单位”工作，担任改革委员会委员，他进行了蒸馏水比重和铜、铂热膨胀系数的精确测定，确定了重量单位“克”和长度单位“米”。在入狱到被处死的7个月中，他仍痴迷于化学研究，写了8部化学著作，意于将其贡献给后人，他请求：“情愿被剥夺一切，只要让我当一名药剂师”，但遭新政府的拒绝，他请求缓刑几日，将正在进行的“汗”分泌研究完成，也遭拒绝。当新政府对拉瓦锡进行革命的同时，也封闭了他主持的法国科学院和他创建的实验研究中心，正是在这所研究中心，拉瓦锡每天坚持实验6小时、取得了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正是在这所研究中心，拉瓦锡接待过普里斯特列、布莱格登、瓦特、富兰林克等科技巨子，和他们一起商榷、探讨前沿问题；也正是在这所研究中心，爆发了一场为近代化学奠定基础的化学革命。拉瓦锡曾提出抗议，要求撤消禁令，恢复科学院的活动，但以“对抗新政府”而被罪加一等。行刑前，律师又一次提醒法官顾惜拉瓦锡的发明创造以及正在建立起来的新科学，新政府回答说：“革命不需要科学，只需要正义”。这种愚狂的回答能够成为权威的决定，不仅表明了其阶级局限，更表明了其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局限。小资产阶级无论怎样的激烈和明智，决不能有无产阶级的气魄与胸襟，决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认识高度。因此，只图一时的痛快淋漓便成为他们革命高潮时的特征。而在小资产阶级思潮泛滥的漩涡之中，激烈情感的传染性是最高的，这种特定阶段，貌似彻底而实则极左的口号与行动，就会产生一种最具权威的霸力，一切深思熟虑的明智，则被视作多余而不屑一顾。因此，不能区别对待，不给拉瓦锡带罪立功的机会，也就给历史的天空留下阴影和长长的叹息。
二 科学家必须将自已融入先进的时代潮流，始终关注自己的方向。
拉瓦锡成为科学院院士时年仅25岁，正是他生命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但恰恰就在这时，他看不清自己的政治方向，人生的天平失去了平衡。他加入了“包税公司”，赎买了国家的征税大权，变本加厉地向平民强行征收高额赋税，激起了普遍的义愤，他不懂得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而在新政府通令他们“清算帐目”予以交代之后，拉瓦锡和他的同僚们却担心被“没收财产”而东躲西藏，故意拖延时间，从而激化了矛盾。拉瓦锡逆大革命的潮流而动，违背了新政府的策令，客观上延缓了路易十六反动王朝的覆灭，其可悲的结局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与拉瓦锡同时代的化学家如蒙日、卡诺、孚克劳等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活动，建议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所以他们也倍受新政府的重用，孚克劳当时担任国民议会议员、国民委教育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教育部部长，是改革国民教育和实行新教育制度的组织者。他们指出：法国的大学教育教学制度陈旧，科学院的研究存在脱离实践、与工农业生产无联系等实际问题，并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的具体方案。1793年国民议会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批准了高等院校新教育体制，成立了师范专科学校，开办了技术专科学校等，还在科学家们的建议下将旧皇家植物园改建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并成立了国家科技档案局。这些措施使法国的科学与教育能切合社会生活和生产实际，也为科学普及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科学繁荣昌盛的原因之一。
拉瓦锡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为科学而奋斗的人，必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将为谁服务的问题放在首位，必须将自己的科学研究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相结合。只有为社会、为民族、为祖国的利益而献身科学，才能无私无畏，才能将自己建功立业的座标定在最高的起点上，才能使聪明才智融入辉煌的事业中。
三 科学工作者不应追逐非分的财富，不要为私欲所左右。
拉瓦锡出身名门，他继承了父母和姨母的巨额遗产，即使不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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