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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对于这种中原王朝和王权正统观的起源、历史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它对诸侯国的影响，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国最早的邦国出现在夏代之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在各地出现大量的城址，根据近来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市古城寨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在城内发现有不止一处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特别是陶寺遗址，不但发现有大规模的城址、城内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还有大量的能说明贫富分化、等级、阶层存在的墓葬材料，以及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等。我们知道，一个庞大的城垣，需要大规模地组织调动大量的劳动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才能营建而成；而城垣之内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房屋建筑，也需要动员众多的人力物力之资源，这一切都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保障和运营，也就说，龙山时代的城址及其城内的大型建筑并不是为该地域内整个聚落群的人口居住所修建，它是为贵族中的上层及其附属人口的居住所营建，但却有权调动和支配整个聚落群的劳动力，显然这种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与当时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相结合所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不同于史前的“分层社会”或被称为“酋邦”的社会形态的，依据笔者关于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的划分――阶层、等级或阶级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12龙山时代已进入邦国类型的国家社会。
龙山时代之后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亦即夏王朝时期。自夏朝开始，古代中国进入了国家形态中的王权、王制、王国阶段，历经夏商周春秋，到战国时则属于由王制向帝制、由王国向帝国的转变时期，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制帝国时代。
龙山时期的邦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的是一批而非一个，它们散处各地，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尧舜时期“万国”的情形。万国万邦之万，只是极言其多，不必实指，但当时众多族落与小国错综杂处，分立各地，应为实际状态。这种状态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又是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相联系的。 中国最早出现在黄河长江流域的邦国文明处于多元多中心的格局，而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却只出现在中原地区，这是何故呢？笔者以为这正是由邦国走向王国的机制问题。在笔者看来，邦国经过某种程度、某个时期的发展，就有走向王国的趋势和可能，但将这种趋势和可能变为现实，又是有条件的。笔者曾指出，王权有三个来源和组成，即王权来源于族权，来源于宗教祭祀权，来源于军事指挥权。13诚然，宗教祭祀和战争在邦国形成的过程中就起过重要的作用，是国家起源中的两个重要的机制，在由邦国到王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机制依然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其中的战争的作用此时尤为重要。而中原地区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落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同时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显著的地区。在古史传说中，无论是炎黄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还是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或者是共工与颛頊、高辛氏的争帝之战等等，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即使尧舜禹对于三苗之战，也是中原对于长江中游的战争。14为此，笔者认为，中原地区在各地诸多的邦国中率先走向王国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域的对外战争远较其他地区激烈和持久，战争使得邦国中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使了由邦国走向王国，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
夏王国诞生之后，天下就出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政治实体是多个层次并存，既有位于中原的王国，也有各地的邦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史前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即“分层社会”）乃至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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