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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合适的。
据《汉书》记载，广阳王刘建之后有三代，末代刘嘉废于王莽初登位时，他死后自然无法按王礼入葬，他应排除在墓主之外。剩下的是刘舜和刘璜，舜卒于成帝阳朔元年，璜卒于哀帝建3年。从阳朔到建平，和磨郭钱、四螭纹镜使用的年代基本相合。现在缺乏更有力的证据否定掉这两个年份中一个，因此只能把大葆台定在成帝或哀帝时。 二、五铢小钱
东汉币制一向较为稳定，只是到桓、灵时发生了变化，又和西汉晚期一样，货币减重极为严重，剪凿过的五铢充斥于市。到三国初期，情况更差，蜀、吴铸一个钱当一百或几百钱用，货币贬值达到惊人的程度，百姓只好用实物谷帛取代钱币。另方面钱币仍未能退出交易，但币制相当的混乱。东汉时对铸币的严格控制，到三国或以后都难以做到，流通的钱币是五花八门，这正反映出政治上不统一和地方割据的加强。新铸的钱仍以五铢为主，但都比东汉时的轻、小。像前几年刚辩认出的“曹魏五铢”，钱径为2.2cm，重量不过2克左右。[5]这比东汉五铢明显地小了不少，而且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之内都不能改变这一格局。魏晋时五铢的另一特点是，私铸很多，而且都制造出一些很不规范的钱，铸工很差，字迹潦草。发展趋势是把钱越铸越小。因为钱太小，“铢”字很难容纳，于是改“铢”为“朱”。现在所见魏晋的“五铢“不少，其直径往往在2cm以内。有的钱甚至小到1cm，即古人所谓的“鸡目”、“鹅眼”了。我们了解了魏晋五铢的这一特点之后，对于区分汉和魏晋五铢就容易了。从而为汉至魏晋时的墓葬断代提供了方便。下面就举几个实例来看一看。
1、浙江象山一砖墓，出土有青瓷双耳罐和画象镜，这两件器物一般多出于东汉或六朝墓，但原报告称这是一座东汉墓。[6]幸好墓中出有大量的钱，多达7.5公斤。墓中有直径为2.2cm的“曹魏五铢”，还有不少直径仅1.6cm的“五朱”。以上两种钱都是三国或更晚些时的，因而此墓的年代不可能是东汉，明显是在三国之后了。
2、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以出有“马踏飞燕”而驰名于中外。[7]但几年前何双泉先生详细分析研究其墓制和器物，推翻了属于汉墓的说法。[8]他说在敦煌一带，西晋、前凉时“墓葬结构一改东汉葬俗”，“一般规模较大，普遍用砖砌筑，地表有高大的坟堆”，“墓门口上方皆构筑木构建筑照墙，装饰或用砖雕，或用彩画。用砖皆长条灰色，薄而坚、火候高……主室内四角筑灯台”。他认为雷台墓在规模、结构、形制方面都从晋墓一脉相承而来。在出土器物方面，他以为“随葬品中的陶器、铜叉、铜削、琥珀等与敦煌辛店台晋墓所出者基本相同。”又如铜俑、铜马、铜独角兽、木牛与武威旱滩坡19号前凉初期墓中的木质俑、马、牛、独角兽很一致。最后，他的结论是：“其相对年代应在晋末、前凉初，即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以后。”他对钱币也提了一下，未作具体的深究，只是说和嘉峪关等魏晋墓相似。实际上墓中的钱币，里面就有明显不属于东汉时的品种。如图中列示的“五铢”，钱径为1.6cm，“五”字较完整，证明此钱不是用东汉剪凿而成，是铸成的一种小钱。类似的钱在三国墓中出现过，如马鞍山孙吴时的朱然墓，出过钱径为2、1.7cm的“五铢”。[9]朱然卒于赤鸟12年（公元249年），这可能是目前知道这种钱出于有纪年的墓的唯一材料。从而了解到此钱出现不会晚于公元249年。当然，这不是它开始通行的年代。这种钱的下限也无法测知，只知在三国以后的墓中仍有所见，如西安田王西晋墓、敦煌祁家湾321号墓都有出土[10]。321号墓属于西晋泰熙元年（290年）。也就是说这种小型的“五铢”，其通行年限至少从公元249年到290年。这和何双全认为泰熙元年以后的推测并不矛盾，因为泰熙元年墓中出现此钱，不等于说此钱通行的最下限，实际上在290年以后并未消失。特别是在较晚的窖藏中仍可见到。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就是这类小“五铢”，东汉时绝没有，坟墓、窖藏都未曾出过。这和东汉币制较规范，管理较严格有关，当时即使有私铸这类和东汉五铢不同的小钱，在市场上恐怕也无人敢用。而魏晋则相反，大小、轻重、形式不拘，只要是铜铸成的方孔圆钱都可流通。凡是遇到这样情况的墓，只能将其年代放在东汉之后。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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