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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宦官权力的扩张及其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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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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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宦官权力在经过一段冷寂之后，居然死灰复燃，悄无声息地扩张成弥漫之势，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重要领域，成为历代宦官权力中最为炙手的一朝，这确实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这一现象是怎样发生与发展的？它根植的土壤究竟在哪里？本文试作探讨。
据史书记载，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无任何权力可言。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征战一生，马上得天下，殊属不易，权力禁脔，旁人当然不得染指。朱元璋先是诛杀功臣，后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杀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朝政不论大小，事必躬亲，目的就是要将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朱元璋对功臣故吏尚且如此，那些非亲非故的宦官就更不用说了。况且，朱元璋深谙历史上阉宦之祸带来的灾难，便决定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明史·职官志》：
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又，《明史·王徽传》：
自古宦官贤良者少，奸邪者多。……愿法高皇帝旧制，毋令预政典兵，置产立业。家人义子，悉编原籍为民，严禁官吏与之交接。
由是可知，明朝初年，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通，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据《明史·宦官传》：“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可见，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
朱元璋当政不久，就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成为空前的封建专制的独裁者，并将此规定制度化，让子孙后代依样画葫芦：“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①本来，即便是有丞相协助处理政务，朱元璋也已累得疲乏不堪，仅每天的奏疏，就令他头晕目眩，难以将息。如今，废除中书省，罢丞相，揽大权于一身，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种情形难以持久，其结果必然仰赖宦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②所以，严禁宦官干政的朱元璋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曾被他视为权柄天敌的宦官当作助手，继而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了。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使赵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马”③。洪武十一年（1378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官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④。洪武十九年（1386年），“行人刘敏、唐敬偕内巨赉磁赐真腊等国”⑤。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实由朱元璋开其端。
然纵观洪武一朝，宦官虽参与政事，但由于朱元璋对太监管束非常严格，只要稍有违法，就严加惩罚，因此，尚未酿成祸害。不过，仅仅到了儿子朱棣手中，就使这一祖训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明史·职官志》：
成祖亦尝云，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朱棣明曰遵奉祖训，但却将乃父规定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换言之，只要在皇帝可控制的范围内，宦官自可做主。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峰巅的第一步。永乐元年（1403年），内宫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永乐三年（1405年），遣太监郑和率舟[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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