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为了建设真实的、科学的古史体系，必须彻底摧毁这些偶像。顾先生自述疑古辨伪的目的是：“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2）

从摧毁封建偶像这一根本目的出发，顾颉刚先生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他的这一古史观，包含有三个意思：第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虽不能知道某一件史事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史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3）在答复刘掞黎、胡堇人二氏的质难时，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探明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只有这四个打破，才能使我们不上战国以来封建文人的当，才能真正突破儒家经学的桎梏，建设起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4）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国古史的这些基本观点，冲毁了二千多年来儒家精心营造的古史神庙，使历代相传的君统、道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的一次深刻革命。许多历史学家，在顾先生疑古思想的影响下，抛却了传统观念，树立起必须以理性尺度重新衡量一切史料的信念。他们不仅不盲目信古、从古，而且逐渐地由疑古而释古，又由释古而考古，逐渐地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这就使中国古史研究走入了一个新天地。

二、疑古思想的渊源与特色

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它是与封建正宗史学针锋相对的。比如汉代司马迁，在汉儒“天人之学”盛行的年代里，他不以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学世界观阐述历史；而是“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求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轨迹。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批评《尚书》“略举纲维，务存褒贬，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其史料价值连诸子百家之书都不如。清代姚际恒著《九经通论》，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典章制度、文体句式等各方面考辨古书真伪，把儒家经籍区别为“别伪”、“存真”两大类，说《易经》、《周礼》皆系后人伪造，绝非圣人之言。这些古代学者，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没有能够脱离儒家经学樊篱，但他们不盲目信古从古，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相对地动摇了儒家经学的权威，从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疑古疑经、辨伪求真的优良传统。顾颉刚先生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的疑古思想。

1920年，顾颉刚先生写成最初的学术论文《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并由研究郑樵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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