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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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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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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观，在倡导儒学并表露出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等方面，固然与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相近处，但如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看，却并不具有该思潮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其儒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进的儒学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将儒学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当时的实际作用而言，对传统儒学的破坏实大于保守的意义。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康有为守旧说不变，其文化观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显，但与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却仍隔着相当的距离，与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保守势力却在不断靠拢，对孔学也始终缺乏自觉的清理批判意识而只求将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为一个在思想界失去影响的过时者。故在我看来，依据前述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
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主张，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日趋严重的某种自觉。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国粹派诸子深恐国人将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因而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激发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来侵略而“保国保种”。由于这些人大多受过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润，其所倡导的“保存国粹”，尽管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依恋感，但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近代意识。首先，其对传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拥护，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还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的实践。其次，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亦非主固守一切旧文化，而是有所批判和取舍，尤注重其中有关民族爱国主义、个人道德修养和民主思想等“真国学”的发掘，而对那些体现封建专制文化的“君学”则公开表示鄙弃。第三国粹派对当时思想界群趋“西化”的风气虽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西学”的主观意图，相反，章大炎、邓实、刘师培等都为输人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做过不少工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国粹”中，事实上已夹杂着不少西学的成份。如果将它的文化主张与“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便可发现，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初期形态，国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比较粗疏和不成熟的状态，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和释义，有不少地方仍失之牵强，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严密论证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化保守士义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一时思潮起伏，流派迭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纷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
其中，国故派的代表刘师培、黄侃、黄节等皆晚清国粹派之旧班底，不过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时的生气，学术上日趋于偏重考据的国故研究，在文化理论方面则无多建树，加之刘师培政治上的声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实际影响并不大。
学衡派则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核心人物为吴睿、梅光迪、胡先骄、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人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这一派的活动持续时间虽较长，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转向了比较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致在社会整体文化的理论建设方面也未能留下更多的东西。
东方文化派本是人们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站在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价值一边的学者总称，其人员包括《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及章士钊、陈嘉异、梁启超、梁漱溟等。这些人其实并不属于同一个学术圈子，但他们都比较关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宏观进路，在论战中提出的主张有不少都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因而在社会思想界影响也最大，其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识正是从这一派中直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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