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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的成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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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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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 、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不足与之抗衡，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张居正暴病身亡后，反对派的发难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祸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尽。
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为王朝解除危机，但终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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