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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选举，选民参选率大大提高，1945年，边区第三次普选时达到 82．5 。[3]各级参议会在政权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所达到的民主程度，不仅远远超过它的前身苏维埃代表大会，更是附属于国民政府、仅作为政府咨询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参议会难以企及的。普选的民主制度的实施，最大限度的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边区政府真正成为抗日的人民的政权。
第二，在政权体制内实行“三三制”的民主制度。
三三制的实行，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的。2O世纪的中国革命面临着对外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 ，对 内实行广大抗 日人民的民主政治，争取民权 自由的历史任务。它不是一个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而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又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间阶级。因此，任何一个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及中间阶级的利益，不给广大中间阶级以参政的权利，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是不可能的。“三三制”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直接产物，充分吸取苏维埃政权忽视中间阶层的深刻教训，发挥中间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民主方面的重要作用，“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它的出现，在同一政权结构中容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个利益对立的阶级。但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是将对立保持在一个统一体内。一方面，调动了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广大人民群众建设边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兼顾各阶级的广泛利益，吸纳众多优秀人才，使党的决策避免偏颇，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行政效率显著提高。这一时期，边区政权因为顺应了民主政治的呼声和要求，从而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好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下的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经济上采取兼顾各方利益的民主政策，使各阶级、阶层达到某种利益上的均衡。
1940年代初，毛泽东多次强调，将“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同“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汉奸、反动派”，一同作为统一战线政权施政方针的基本出发点。边区政权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构建起调节不同利益主体间物质利益关系的有效机制。
在土地和债务问题上，“在土地已经分配的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保护农民既得利益。“在土地未经分配的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同时，“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既减轻了农民的地租负担，改善农民生活；又照顾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调动了其抗日积极性，调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在劳资关系上，边区政府制定了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提高劳动纪律，增加劳动生产率，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政策。”实施这些政策，把劳资双方的积极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在社会负担方面，本着合理分担的原则，实行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一切抗日人民，“不论阶层，不论公私营业毫无例外，照累进率征收所得税”。这样就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各阶层的负担较之救国公粮更为公平合理。
三、通过发展经济，最大限度的减少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本质
任何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减少矛盾的动态发展过程。如果说，用民主方法有效化解矛盾是延安时期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关键，那么注重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则是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延安时期，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就广泛开展边区建设的多重意义作了充分论述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边区经济的发展，必须为着“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 自给自足”，从而“更加有保障长期抗战军队的供给，更进一步的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边区经济发展还是“更高度的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基于边区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其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仅要使边区人民过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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