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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依靠外国人写作的历史书来了解中国，这令人悲哀，不是吗？我的书架零乱地摆放着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剑桥中国史》与我能找到的所有费正清与史景迁的作品。如果没有它们，我想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到了27岁时，我还爱上了卡尔·马克思，我发现这个无处不在的的德国人，竟然如此才华横溢、趣味盎然。我已看到了那么多关于鸦片战争的材料，但没人比他短短的一篇文章更有吸引力。更令人绝望的是，当我试图更深入理解毛泽东与邓小平时，我依赖的传记仍来自于罗斯·特里尔、理查德·伊万斯。尽管他们掌握的史料绝不比国内的历史学家更丰富，但他们却知道如何将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片段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

　　像任何中国青年一样，我学习了至少6年的政治课，却不知道基本的政治哲学，我们学习了黑格尔、马克思与列宁，却不知道他们真正迷恋的是“历史的方向感”。1949年之后的几代人在剧烈冲突、相互否定的两种历史观中成长，一方面他们被要求信仰“历史决定论”——在历史前进中，你不要站错队；但同时，所有人又被灌输了一种反历史的姿态——既然中国已经开始建设新社会，那么历史就变成了无用的废话，人们陷入了新的崇拜，所有旧传统都应该被破除。于是，对历史的无知与傲慢的双重情感一直左右着中国人，历史变成了令人生厌的教条。

　　如今这一切再次得到修正。人们发现，在理智的混乱与情感的匮乏交杂的时刻，历史能提供更多的思路以应对困惑，甚至为情感提供安慰——当代人通过攻击或赞美历史来表达对今日的肯定或否定。历史还有助于我们重新获得某种自信，当你为眼前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而感到不适时，你会知道在我们漫长的过去，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动人的岁月。当然，在这一切因素中，最为关键的理由仍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过往充满好奇。我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也想知道，每一代人在面对各自时代的难题时，他们如何在迷惘与恐惧中表现出了大胆探索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