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合编历史教科书引发国际理解教育新思考

    三国学者合编史书求解东亚难题

　　“把水搅动起来，让所有当事国的国民保持思考的常态，很多事情，只有想通了，才会有水到渠成的结果。” 

　　同一版本、3种文字、同期发行。5月26日，一本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写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新书，成为二战胜利6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里又一桩富有意味的事件。书中指出，“为了创造东亚的光明未来，三国学者经过3年多的共同努力证明了在尊重各自固有历史认识的同时，可以达成对历史的共识”。

    民间自觉的行为

　　该书中方主要编写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步平透露，该书的中文版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下周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一位同志告诉记者说，这次中日韩三国历史学者编订教科书是一种民间自觉的行为，并不是政府意图的体现，他们编定的教科书只是一种课外读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对于会有多少人采用这本书，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三国关系，都不好评价。

　　5月7日，中日两国外长在京都会谈时，日方提议中日两国成立共同委员会研究历史问题。对此，外交部的何先生说，是否接受这个提议外交部还在研究中。但是鉴于韩日两国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对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并不很成功，中日两国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少共识，何先生并不乐观，“你知道，毕竟中日两国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有很大分歧。”他说。

　　据该书的责任编辑杨群介绍，这本书印数2万册。“2万册太少了，我们更看重此书的社会效益。”

　　杨编辑告诉记者，在中日韩三国同步发行的此书内容完全一致。和以往的历史读物不同的是，此书跳出历史事件中的有争议的细节，而只是陈述历史事实。在三国学者协商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原则上的退让。但是我们不再过多地拘泥于细节，而是更多地注重全局式的把握，比如对卢沟桥事件中，我们避开了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先开枪这一细节，但是日本学者的表述是“1937年7月7日，中日军队在驻卢沟桥办发生了冲突”，中方学者无法接受这样企图掩盖日军侵略本质的叙事方式，在中方的坚持下，最后改成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驻卢沟桥部队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由此发动了对华全面侵略。

　　另据了解，早在一年多前，日本一些民间组织如“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历史教育亚洲网络”就自发地开展了此书的发行推广工作。在日本，这本书的印数是10000册。

　　在韩国，一些市民团体积极推广宣传此书，其中规模大的一家民间团体是“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连带”，其成员有大学教授，也有普通市民。这本书的发行工作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韩国还有一个口号——“让中学生人手一册”。

    直观与实证最值得看重

　　记者就三国学者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采访了几位曾在日韩讲学或留学的国内学者，他们在肯定三国合作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东亚三国距离真正解决历史分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这本书作为三国普适教材的可能性并不大，”刚回国的韩国清州大学的访问学者、山东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冯炜教授说，“但作为这样一本由三国学者共同合作编写的历史书，对于纠正那些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教科书有着重要的客观标尺作用，对日本方面的单一、偏右、避重就轻甚至歪曲历史的态度尤是如此。”

　　冯教授介绍说，这本书文字篇幅并不大，但历史图片数量众多，孩子们接受起来，图片比文字更加直观和实证，也更加容易达到传播效果。“当然对于三国合作的这样一本书，目前所做也只是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也不能指望其作用能立竿见影，但只要像图片这样的实证参照物发掘得越来越充分，其影响力就会逐渐显现。这本书虽然只是供中学生阅读的辅助教材，只要学生能够看到，大学教授就绕不过去，（日本）右翼也绕不过去。“

    另一种教科书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云副教授向记者讲述了一件她在日本亲历的“教科书事件”。2001年教科书事件发生后，当时在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她和一些日本学生、韩国留学生等一起组成了一个“中·日·韩历史教科书学习会”，参加者都是年轻人。陈云负责“中日历史教科书的比较”部分。自由讨论时，对于把“侵略”改成“进入”这点，有一日本学生表示异议：“没有多大的区别嘛，中国政府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呢？”陈云反驳道：“请注意，愤慨的并不只是中国政府，更主要的是中国国民。……那么，现在有大量的日资企业‘进入’中国，改成‘侵略’中国可以吗？”在场的众人都笑起来。

　　虽然《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日本国内的反响非常有限（据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资料，有9所公立、8所私立采用了这本教科书，采用率约为0.3％），但陈云副教授也特别提出另一种性质的“教科书问题”——在其他所谓“没有问题”的历史教科书中，日本侵华战争也只是作为日本近代史的一个篇章作了一般性的、“就事论事”式的介绍。陈云读过的一本教科书并不回避“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关于死亡人数等，则以注的方式介绍了中方的说法，同时也介绍了日本一些学者的说法，但最后认为“可能死亡人数在5万人左右”。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可以说，中韩日青少年接受的近代史教育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也许就是日本的国民往往难以理解为何中韩国民在历史问题上“火气这么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云曾带两位日本朋友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日本朋友受到的震撼很深，走到一半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与其说是身体累，不如说是心灵的负累太重了！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里面当然暴露出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中国的受害信息”在日本传播不充分。

    理性表达意愿

　　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告诉记者，他对日本人在自身受难历史的研究上所做工作之细，投入程度之高印象极为深刻。……国内学者以踏踏实实的态度，以确凿无疑的资料，逐一与日本方面进行质证，而不是采取笼统的大批判，这样三国合作的成果才会更大。

　　此外，陈云也认为，中国国民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待理性化，必须指出，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国民需努力地理性、冷静地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意愿。

    德－波模式难期实现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德国和波兰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问题上也曾存在不少分歧。但两国通过充分交流解决了很多问题，还共同编制历史教科书。此外德法两国也在历史研究上进行合作。那么在东亚，这样的模式有“克隆”的可能性吗？

　　陈云就此表示，日本具备本能的功利主义，外交上缺乏“超越性”，执拗于本国的“文化”的正当性。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自己做得更好——更加有理有节，让整个国际社会站在自己一边。中国要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并不直接针对中日关系局面的打开，但是这些事情却能间接地影响中日关系的大气候。

    把水搅动起来

　　60年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以法西斯政权的彻底覆灭而告终，世界有了60年的时间去抚平创伤。当年德意日三国轴心分属的欧亚两地，创伤的愈合程度却不那么同步。德意所在的欧洲，一体化融合进展迅速，但在东亚，却总是因为历史问题而摩擦不断，大煞风景。

　　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为世人期待，但历史问题始终是东亚一体化顺潮流前进的主要障碍之一。《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编著者倡导以东亚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应该说已经站在了富有远见的高度上。

　　正如陈云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共同编撰历史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是它只是我们面临的众多工作中的一环，三国之间的合作起到的是这样一个作用：把水搅动起来，让所有当事国的国民保持思考的常态，很多事情，只有想通了，才会有水到渠成的结果。”

    “我们应该视野宽一些，应有大国胸怀”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步平

    □本报特约记者　曾嘉

　　记者：您作为三国编写小组中方召集人，此时此刻您觉得满意的是什么？

　　步平：如果说满意，这本书最后能够面世是最大的满意。

　　三国学者在历史观、历史问题的表述上的差别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是差异很大。……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三国学者内部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而最后能拿出成果，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历史框架的定位是如何，怎么理解东亚史观？

　　步平：历史观，在理论上讲，我们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世界上影响是很大的，而参与编书的日本学者应该说是接受了这个史观的人。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而做出来的。

　　但书中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以往的教科书都是定位在本国历史基础上，以本国历史为中心。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看问题的视角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还应该了解对方和国际。……如果太偏激和狭隘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日本右翼就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强调“光明的日本”，回避日本历史上的错误，甚至为侵略战争开脱责任，……而我们在批判他们的时候，就不能以我们的狭隘去面对他们的狭隘，我们应该视野宽一些，应有大国胸怀。这就是我们的书强调东亚视角的目的。

　　记者：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对他国历史观的包容问题？

　　步平：……我们可以从被害国和被害人民的角度理解战争，但当我们站在一个日本普通的国民角度思考就会有差异。

　　现在日本国民70％是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也同样认为战争很残酷，给他们带来苦难。这就有一个共同点，既然他们也反对战争，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让他们了解战争带来的苦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如果不承认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仅仅强调他们是加害者，那我们就不能找到共同点。这也说明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

　　记者：我们都知道，中、日、韩三国历史问题分歧很大，你们怎么能够走到一起来呢？如在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当今热点钓鱼岛等问题，三方学者有那些分歧？

　　步平：这是很具体的问题。就拿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死伤的数字问题，这本书并列举出两个数字：一个是战后南京审判的数字34万人；另一个是东京审判数字：20万人。……日方参与编写这一内容的是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非常权威的笠原十九司，他研究后坚持20万这个数字，而即使如此，他仍在国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可以选择34万，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首先，我们国内史学界对于这一数字也存在争论。其次，34万这个数字在某种程度已经成为我们的某种符号。……但日本人认为，不论多少人，一定要牢靠的统计，他们也同样有感情的因素在影响。

　　对此，我们最后认为，你能承认大屠杀，能承认日本残酷暴行，能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那就不必在具体数字上纠缠。

　　对于钓鱼岛的问题，我们这本书并没有涉及，因为这毕竟是一本宏观历史读本，并没有详细到那种程度。

　　记者：您所讲到的学者间的这种冲突，是否是一种民族感性和历史理性思考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是很强烈？

　　步平：应该说是相当强烈。而且严格来讲，这种强烈冲突并不是在中日两国学者间，因为日本的这些学者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此外，他们在这么多年来承受很大压力。

　　倒是我们和韩国学者争论比较多，……主要是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出兵朝鲜半岛的性质问题。在韩国的教材里，甲午战争是中国军队出兵朝鲜，也被看做是“侵略”。中方学者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与朝鲜是藩属关系，朝鲜向中国纳贡，不能等同于近代的侵略。最后我们还是坚持将“朝鲜政府要求中国军队去保护”写入书中。

　　记者：两年多的编书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步平：我个人感觉自己对日本以及这段历史比较了解，但在真正编书后发现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很浅的。

　　比如我们书中有一节名叫《汉字》，我们讲大家都是汉字文化圈，但实际上大家心理上的距离还是很远的。比如我们与日本进步学者之间应该说有相当理解，但在编书时，针对每一个数字，每一幅照片，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日本学者都会深究根据在哪。……这也促使需要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认真思考我们的治学方法和方向。

　　记者：这本书的资金来源是哪里？

　　步平：我们并没有为此专门立项，但并不是说没人关注我们。

　　我们中国学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费在做这项工作，但科研经费本身也是国家拨付的。

　　今年以来，社会上开始广泛关注我们的这一工作，而中国社科院也对此很重视，特别让我们申请了8万元的资金，作为工作资助。

　　记者：这本书与我们现有的教科书内容有差异，这是否会引起国内一些不同声音？

　　步平：现在他们还没看到这本书，但我估计他们会产生情绪。

　　我已经收到了几封反对信，有一位美国华侨写信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共同历史观，你们和他们谈什么历史观？

　　但更多人写信给我，表示支持我们这一举动，鼓励我们说，让那些反对者慢慢去理解吧。

　　我认为，肯定会有人不满意，他们会认为这不“解渴”，他们的很多举动可以“解渴”，但那对于事情的整个发展有没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积极作用？……（本报记者吴晨光对本文亦有贡献）

    谁该道歉？
 
    □郭力

　　吴仪副总理本来带着友好愿望前往日本，而当她毅然取消与小泉纯一郎的会见提前回国时，日本国内还是一片哗然：一些日本政要站出来说中国政府这样做是“失了外交的礼数”；还有些人更是觉得逮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甚至要求中国政府“正式道歉”。

　　耳闻此类刺耳的声音，我们认为，是该问一声谁该道歉；同时，面对6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面对战后60年来日本不负责任的“反省”，更该问一声谁该道歉。

　　本来，吴仪副总理去日本访问，是客人，小泉纯一郎是主人。客人固然要遵循客人的礼数，主人更应有所谓待客之道。然而就在吴仪副总理出席爱知世博会中国馆开幕式，并“热情邀请日本朋友光临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就在她苦口婆心强调“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时候，小泉却毫无顾忌地宣称：“我一直都在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基于我的个人信仰。”客人还没到家，主人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令客人不快乃至有变相逐客之嫌，这是主人应有之“礼数”吗？这种言行不是应该道歉吗？反过来要客人道歉不是很可笑吗？

　　更重要的是，一个月前，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和小泉纯一郎会面时，就提出了旨在改善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要求日本“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且首先要“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当时的小泉曾一再承诺“愿根据胡主席提出的五点主张的精神，积极推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就在短短一个月之后，当吴仪副总理带着这些共识，为改善中日关系作进一步的努力时，“参拜靖国神社”却进一步变成了小泉的“信仰”，而在另一些更加不知所谓的日本政要眼中，日本甲级战犯们更已然“不是罪人”。根据日本国内最新的民意调查，有67％的日本人反对他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普通的民众尚且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日本的这些政要们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呢？难道日本首相的承诺，可以那么轻易地出尔反尔的吗？难道广大中国人民、亚洲受害国人民无法弥合的伤痛，在这些日本政要们眼里就没有丝毫的价值？在全世界人民都在从心灵上祭奠60年前的那场战争的时候，这样的言论和它们背后日本对于历史的态度都不能不令人质疑：日本究竟想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进一步说，作为对60年那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的国家，不应该为此道歉吗？

　　因为，对历史的出尔反尔，已经完全超越了“礼数”的层面，而正是“正义”与“不义”的分野！

　　在日本国内，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三番五次”的要求日本道歉，就是要利用“道歉”来要挟日本。然而，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眼里看到的，却是日本高官关于战争问题“三番五次”的“失言”。假如围绕一个问题屡屡失言，那就不是“失言”而是“真言”。而面对日本政要对历史的这种态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如何能够建立对日本的安全感？如果“道歉”本身并不真心诚意，又怎么能要求别人真心诚意地接受“道歉”？

　　而面对历史，我们更需要的是责任感，因为如何看待过去，就会如何看待将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反省”战争之余，日本真的有必要就其所谓“道歉”和“反省”进行更深刻的反省，也只有当“反省”、“道歉”和责任联系到一起时，才能发自真心，才可能获得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真心诚意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