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还历史人物一个真实面目

　　随着现时代的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不断深入，法治意识已为人思理性的强动动因。传统的人治社会的评价手段，仅仅只能因道德品质的标准给不同性质的人物予以喻世或卫道的特写。虽说袁世凯善变，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背叛了欲仰仗其中兴的大清王朝，又以民主大总统的殊荣背叛了欲依凭其昌明的共和国体，还以图谋大宝称帝的邪念背叛了欲着眼其自新的天下世人。但，让稍略冷静的目光游走在袁氏标识的涵牍中，不由使世人言其不学无术传其家学浅薄声其僭礼逾伦传其文武未修的嘴脸画笔，一一在并无确切史实根据的一泓清池中涤荡得清白明晰。在其致长辈、姊妹、上司、同僚、政敌等的函件之中，文字不蔓不枝，理据可圈可点，礼义卑亢有节，思维轻重无紊。字里行间把这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枭强的形象勾画了了。其少年时代也是“性善”使然的读书郎（光绪三年九月廿六日《致二姊函》），袁氏家族有兴亦有衰（光绪三年秋《致母亲函》），知道厚仪送恩人（光绪十年六月廿五日《致二姊函》）和能够尊师重道（宣统元年八月八日《致刘燕翼函》），认为修铁路乃大张志气之举（宣统元年十二月廿八日《致詹天佑函》）与军队是得心应手的治政工具（民国元年正月初四日《致孙中山电》），甚至积极延纳“海归”精英为国效力（光绪十八年八月廿五日《致从弟袁世承函》）。在袁氏的书牍函电，不难读出几分真切，也能找寻到几丝珍迹。在《致二姊函》（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中，他证实光绪帝的知遇远早于维新党人；在《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中，他力主终结影响中国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在《复唐宝锷书》（宣统三年闰六月廿七日）中，他声称请托（走后门、通关节）成了中外古今人人难免的万代积习；在《对日本“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答复》（1915年5月7—8日）中，他面对着“奇耻大辱”，有过屈服，有过挣扎，也有过无奈。在袁世凯的沉浮人生中，维新志士的热热赤血染红了他那宫保式的顶戴花翎，“二十一条”的烈烈屈辱扭曲了他那最低劣的欲念灵魂，梦幻帝业的愤愤骂名饱涵了他无数年月的卑恶行径。今时重温其尚存几许平实的函牍文字，亦不过借历史的几分真实重现，来重识历史人物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中的一些真实言行与性格。毕竟，反面人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因其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给予价值性定位。

　　给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与鉴定，不能因其丑而肆意夸大其恶，大张挞伐予以最大化的全盘否定。生活在幻化莫测的尘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生命个体，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定位也是引领我们重 温那一段历史的最佳途径。袁世凯时代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在对那一幕灰色悲剧不去遗忘的同时，不妨正视千万字数计的袁氏传世遗文，重新审视曾于中国政坛张扬二十余年在中华历史遗臭一百余年的风云人物。当然，我们不能声言其文字是本真心语，也不必重翻其恶迹是讹传谣作，只是用一种恪守客观尊重历史的思辨方式全面认识历史性质的人物和事物，正确地评说其中的是非。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坦然直面史上或正或反的事例，得到的往往是没有伪饰陋习的镜子，于清者中品其精髓，于浊者中鉴其失足，于自己得一副清醒剂。

　　在骆宝善先生的史学思维中，失去真实的史实，一切成说定论乃至准则，只能是不能持久的无根虚语。因为他明白着，治史求知的唯一标准是实事求是地接近史实识辨真谛。他撷取袁世凯鲜为人知的约百件书牍函电，著成一集《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以引申评述的冷静文字，向读者历史地展示袁世凯一生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侧面。正如书封所言：“袁世凯其人，人们从教科书、小说和传说等不同渠道熟知了他。不过，成说并不一定全是事实。本书向读者展示各个时期的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不同侧面。

    作者笔下的袁世凯，不臆测，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一个历史的人。”能持一支稳健务实的纤笔，发一副客观求真的思想，行一串理据兼容的文字，给一个历史反面人物予以中肯的判断，融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认识包括雍正帝、袁世凯甚至蒋介石在内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10月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