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蟠：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永葆青春的学问。研究历史并非易事。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史德》篇中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如何学习和研究好历史,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史学工作者？本文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培养对专业的兴趣

治学要下苦工夫，这方面的格言警句很多，例如“学海无涯苦作舟”、“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被古往今来无数学者哲人的经验所证实的不易之论。学习和研究历史，要阅读大量的典籍，作大量的调查研究，更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一个中等资质以上的人研究历史（绝顶聪明的人一般恐怕不会以历史研究为职业），只要肯下工夫，都可以做出成绩，而成绩的大小，相当程度上看他能够挤出多少时间来。一些老先生在他们的书房或会客室中贴出“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他们之所以取得骄人的成果，原因之一往往是把平常人娱乐和休息的时间都用到做学问上来了。

不过，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培养兴趣。因为只有对你所从事的专业和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激发起你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才能变苦为乐，你下的“苦工夫”才能持久不衰。

就我的体会而言，做学问的确是很苦的，用“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我也从中获得了乐趣。不瞒诸位，我每写一篇文章，总是反反复复地看，一方面是检查有什么缺漏和不足，另一方面也是自我欣赏，对某些问题的新解释，自认为是精彩的论述，都令我兴奋不已，浸沉在发明和创造的欢乐之中。这虽然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但这对我自己是一种支撑，一种动力，使我能够把艰苦的研究工作坚持下去。

前些日子，林甘泉先生的研究生杨振红对我说：李先生，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能抓住问题，也能出活，感到发现的乐趣。我说：行，看来你已经进入角色了，有了这种状态，你一定能够做出成绩来。

最近，《南方周末》记者对不久前去世的施蜇存先生的著作整理者进行采访，写了一篇叫《施蜇存的“趣味”》的文章。施蜇存在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以及金石碑版研究等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世纪文学老人”。文章指出施老治学的特点是对他所研究的对象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治学态度与趣味这个词的联系极其密切。看书——引起兴趣、提出问题——深入研究，这可以概括为他的治学三部曲。他批评现在的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写作方式，“他们几乎是被动的，不是他自己要研究一个课题，而是我分配他一个课题”，对以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认为“未必能做独立的研究工作”。强调趣味，并不是指修身养性，而指重在培育和激发创造力。”学术研究需要有主动性和独立性，被动状态的研究是难以真正深入的。而主动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兴趣。

人们常说：“学习是愉快的劳动。”要真正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否则，学习就会成为纯粹的苦差事。一个人搞了几年历史研究，如果还提不起兴趣，进入不了角色，我看还是趁早改行的好。

不过，话说回来，兴趣并非天生，是可以培养的。我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小时候爷爷教我背背唐诗什么的，应该说对文史有一定的基础。但我中学时代最醉心的是化学，搞来了不少瓶瓶罐罐，常常做个小试验，从化学变化中感受神奇和乐趣。后来由于视力问题没有报考理工科，结果考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当时思想很简单，既然国家分配我到这所学校，我就要努力学习。一来二去，也就产生了感情。

历史是一座宝库，蕴藏着无数世代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深入其中掘宝，探索其奥秘，与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圣贤对话，是蛮有意思的。最近我和一些先生交谈过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历史是一个好的专业，尽管可能并非一种好的（能赚钱的）职业。浙江大学一个副教授写过一个帖子——《学历史的何以人才辈出？》，谈到福布斯富豪榜上有名的浙江富豪和浙江的名作家（包括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茶人三部曲》的作者王旭峰女士）中，不少是学历史的。为什么这个被认为是最冷辟的系却能够人才辈出呢？作者说：“历史系看似‘古纸堆’系，实质上是个跨学科的‘全能’系，是个素质教育的‘先驱’系。”其他系都是学一个方面的知识，很精专，但也容易片面，只有历史系接触各个门类的学科，并从中获得广博的知识。这个看法是对的。还可以补充一点，历史是讲发展的；而发展正是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普遍属性。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只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历史科学。就是针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来说的。学历史的人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总之，历史科学所包含的这种联系观、发展观、整体观，对研究任何学问、对处理任何工作，都是十分有用的。应该热爱我们的历史专业。即使以后不能从事历史的教学或研究，现在的学习也应该倍加珍惜。

当然，热爱专业、热爱工作，不独历史为然。任何专业、任何工作，只要全身心投入进去，都会发现一个五彩缤纷、引人入胜的大千世界，都会激发起兴趣和创造力，都可以做出成绩来。

发现问题是深入学习的基础，也是研究的出发点。世界上的学科千门万类，其学理和研究方法也千差万别。是否也有共通的研究方法？有的，所谓“隔行不隔理”。这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现实的方法；这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写作的方法。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研究方法中，“发现问题”是第一环节，是基础，是前提，是研究的前导和出发点。

李政道先生参观北京中国科学馆时对在场的中学生说了治学的“十二字真言”：“求学问，先学问，先学答，非学问。”学习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答案，不能只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问为什么。善于提出问题，学习才能深入，才能有长进。前人介绍读书经验，有书要由薄读到厚，又由厚读到薄的说法。由薄到厚，是发现问题的过程，由厚到薄，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习如此，研究也是如此。上面谈到施蜇存先生的“治学三部曲”正是“看书—引起兴趣、提出问题—深入研究”。严中平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中提倡“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我的理解，这“四新”都是围绕“问题”来的。“新问题”不必说，其他三新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是解决问题的结果，其前提都是问题的提出。在国外,年鉴学派倡导“问题史学”，认为不能提出和研究问题，就无所谓史学研究。其实“问题”之于研究，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科学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善于发现问题，抓着矛盾之所在，是独立钻研中首要的一环。

善于从平常的事物中发现问题，是研究者的一种本事，一种可贵的素质。列宁说过：商品这个东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千百次碰到它，习以为常，只有马克思认真研究了它，发现了其中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写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资本论》。这是社会科学的例子。苹果落地，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却引起牛顿的思考：为什么苹果会掉到地上，而不飞到天上去？后来，他发现了地心吸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例子。历史研究也如是。司马迁写《史记》，是带着问题的，而且时带着大问题，他生活的时代正在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之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他想研究其中缘由，“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古代的例子。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是从发现《清史列传》的“张国梁传”与《（广西）贵县志》“张嘉祥传”记述的矛盾，从而深入进行考证开始的。这是现代的例子。

不少名家重视对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如周谷城带研究生，要求他们每个星期提出5个问题。英国学者科大卫，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不满足于被动接受老师讲课所传授的知识和结论，他总是从中寻找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收集有关资料证实或证伪这种看法，终于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南昌大学的黄志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与导师发生争论的时候，科大卫打电话祝贺他。因为这说明他已经动脑子想问题了，这正是进步的开始。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就是选题的过程。当然，这两者不是完全重合的。后者既要考虑问题的科学价值，又要考虑主观的条件和知识的积累。前者不但存在选题过程，而且延续到以后的研究中。

如何才能发现问题、抓住问题？首先要独立思考，破除迷信，不迷信权威，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破除迷信并不是摒弃科学理论的指导，不是摒弃前人的研究，不是靠拍脑瓜冥思苦想；而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具体说来：

首先要认真读书。

读书有泛读，有精读。泛读可以扩大知识面，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动态，这是很重要的，不能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孤立的一点上。但光是泛读扎根不可能深。要想建立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选择重要的书精读是十分必要的。许多学者，尤其是搞古代文史的人，提倡有“看家的书”，把它搞深搞透。要搞深搞透，就要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读。陈垣先生说过，读书而不认真，也是发现不了问题的。我上大学时，刘节先生给我们（两个学生、两个年青教师）讲《左传》，从头到尾，一字一句的讲，讲完一段，大家讨论，提出问题，刘先生给予解答。每周一个半天，这样讲了一年多。虽然没有讲完，但已使我们受益匪浅。听课前要预习，听课后要复习，思考听课中提出的问题，有时找其他材料对照看，还随手写下心得、笔记。这样，不但积累了不少资料，而且对《左传》所反映的时代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春秋时代社会变革中的郑子产，主要取材于《左传》及有关的史料，我还勉力做了一个春秋大事年表。这些手稿可惜都在文革中丢失了。但精读《左传》使我打下较好的文史基础，养成对重要的书籍、文章、史料认真阅读、反复推敲，写读书札记的习惯。这样，读书的过程不但是积累资料的过程，也是形成思想观点的过程。文革后期，我又系统把《左传》读了一遍。文革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初探》，就是在《左传》读书札记基础上写成的。以后，我转到原始农业、农业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与《左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读《左传》打下的基础实际上仍然在起作用，可以说是使我终身受益。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精读《左传》，读什么书，应该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习研究方向去挑选，但不管哪个专业，都应该下工夫精读若干重点的书，包括理论著作、近人论著和重要原典，对于研究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奠基工作。

余生也晚，没有在陈先生及其弟子的门下受教，但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有时也使用类似的方法。一篇文章，要判断其立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检查其主要论据的来源，根据是否正确、充分，解释是否准确、合理。这种方法有时也用到了阅读和研究其他人的文章上来，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好处。大家可以看我写的《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不难发现其中类似“史源学”方法的影子。

其次是关注学术动态和学术史。

一个人的学术研究看似个人行为，实际上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你搞某个领域或某个课题的研究，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你必须首先了解前人做了什么工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近人正在进行什么研究，取得或将要取得哪些进展，正在讨论和探索什么问题。只有了解了这些，你确定研究选题和方向时才不会陷于盲目性，你的劳动才不至于是无效的或重复的，你才能把力量用到最有意义的地方上去。

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人们的研究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不能离开他所从事的学科既有的发展，因此，他认为治史必须兼治史学史。这也成为吴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也和我们上面所说的意思吻合。前人的研究固然属于学术史的范畴，近人的研究则是活的学术史。治史不但要研究既往的学术史，而且要关注正在上演的活的学术史。

我本人比较注意学术动态和学术史是与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分不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组织编写年度的经济史研究述评，从1993年开始每年组织不定期的“经济史论坛”，每次会前都印发围绕讨论问题的专题综述。在这基础上，我还参加撰写改革开放以来和二十世纪经济史研究的综述。这些述评和综述受到学术界的欢迎。这虽然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但对我的研究工作也很有好处，一是使我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学术史和学术动态有较多的了解，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在选题和研究时能够心里有数；二是锻炼了把握问题概括和提调材料的能力。

我并非主张每个人都去专门研究学术史或以主要力量去跟踪学术动态，但起码应该对学术史和学术动态有所了解，这对于正确发现和把握问题，确定研究方向和着力点，并非可有可无的。如果你确定了某个研究课题，则对该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的系统了解，更是必不可少的。

研究历史为什么要关注现实？历史和现实是不能割断的，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许多历史的积淀、痕迹或残片。分析这些积淀、痕迹或残片，对于认识历史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历史研究往往走着逆向发展的认识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今证古”有其合理性。同时，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他都只能根据这个时代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所提出的问题来重新审视历史。我们应该自觉地关注现实，从中发现需要研究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然，关注现实不等于媚俗和跟风。历史工作者应该通过自己独立的、诚实的研究为现实提供借鉴。

三、广泛搜集和利用各种材料——解决问题的基础

发现问题很重要，但它只是研究的前导和起步，解决问题才是研究的目的和完成。历史问题的解决就是要获得对该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所以归根到底是要遵循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既往的历史过程不能像自然界物理化学过程那样在实验室里再现，认识历史主要依靠各种史料。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要靠材料说话；历史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掌握充分的材料。所以，收集材料是最基础的工作。恩格斯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傅斯年曾经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论断。这个论断有片面性，但它强调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却是有积极意义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仍然是治史应该遵循的准则。对于一个学科发展，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材料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当年万国鼎先生研究农史，就是从收集整理资料做起的。在万先生的主持下，这一工作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解放后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终于完成了一整套庞大的农史资料的编纂，这套资料，为农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成为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镇室之宝”。这种重视资料收集整理的好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关于收集材料，有的史学界前辈提出“竭泽而渔”，即要求把有关的材料尽可能没有遗漏地收集齐全。这应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中国的典籍汗牛充栋，唐以前的书尚有可能读完，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书是读不完的，何况还有大量其他的史料？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即使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要把有关材料“竭泽而渔”，恐怕一辈子都得耗进去。我们当然不能这样使用力量。如何即能掌握研究问题所需要的充分的材料，而又不至于被史料的海洋所淹没？我想可参照现实研究中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的方法，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从具体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即使研究涉及范围较宽的问题，亦宜点面结合，既要有若干点（个案）全面具体的材料，又要有面上基本情况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才有解决问题的基础，只靠浮光掠影地摭拾若干例证是无济于事的。

史学研究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必须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或者对老问题作出新解释，而这些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新发掘。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充分说明新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对“新材料”的理解不宜过于狭窄，它既包括原来不知的新发现的地下和地上的材料，也包括原来就有但没有受到重视的材料，甚至还包括从旧的材料中发掘出新的意蕴，做出新的解释。二十世纪史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史观的进步，另一条是史料的开拓，每一次重要的史料开拓，都伴随着史学的巨大进步，并往往导致新的学术风格或新的学术流派的形成。例如陈寅恪的诗文证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傅衣凌利用民俗乡规、碑刻实物、民间文书证史，把对社会历史的细部的考察和宏观把握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史学派”。从农史学科的发展看，文革以前农史研究主要利用农书的材料、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以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的资料被广泛用于研究，大大推动了农史学科的发展。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的资料来源大大开拓了，历史学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了。

可供历史研究的史料非常之多，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例如，按时效性原则划分为原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按载体的不同划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和非物质性史料（如语言、习俗、道德行为、宗教信仰）等。也可以按材料的来源分为三类：1、传世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现代的各种文献、档案）。我国传世文献之丰富是世所罕见的，“汗牛充栋”不足以喻其多。2、考古材料（包括出土的实物资料和简帛文书）。这类材料实际上古已有之，二十世纪近代考古学的引入和发展，导致大量文物出土，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3、保存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史料。这类材料，其内容既包括知情人对近现代历史的回忆、追述及有关记录，也包括保存于现代社会中的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残余；其载体则既有实物形式（如传统的工具、用具、设施，保存至今的古碑刻、古建筑、古村落等）、文字形式（如日记、回忆录、账单、契约等），也有口碑形式（如民谚、访谈）、非物质形式（如尚未形成文字记载的、反映古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现象）。现在文博界把历史文化遗产区分为“有形”的和“无形”两部分，提出不但要重视“有形文化遗产”，而且要加强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上列的后两类，就是属于“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上世纪九十年代，农史界的前辈之一，长期从事农谚收集整理工作的吕平先生提出建立“考现学”的意见。“考现学”对象、范围、理论、方法是什么，作为一个学科当前能否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但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许多可供研究历史利用的“活”材料，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其实，在历史研究中对这类材料的使用是古已有之的，例如，太史公就很重视“考现”。当代史学大家范文澜曾把民族学的材料喻为“山野妙龄女郎”，盛赞刘尧汉先生利用民族学材料治史的成果。为了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相区别，不妨借用吕平先生的概念，把这类材料称之为“考现”材料。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传统文献、考古材料和“考现”材料，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的研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收集材料要充分利用各种书目、索引和其他工具书。老一辈学者都把目录学作为治史的主要门径之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电脑和网络为我们查找和检索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四库全书由于卷帙浩繁，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通读，对它的利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有了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只要把主题词敲进去，就可以快捷无遗地把分散在全书中的所有有关材料找到，四库全书的利用价值也因而大大提高了。把这种工具好好地利用起来，是史学研究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不管电脑检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读书。《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经收到题为《地主探源》的稿件，说“地主”一词先秦即已出现，主要指土地神，晋代开始有了“土地所有者”的含义，等等，文章罗列了许多材料，一看就知道是从电脑上检索二十四史的有关材料编排而成的。但作者不知道，作为一种阶级成分的地主，或土地所有者意义上的地主，原来并不叫地主，而是叫“田主”，“田主”一词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而秦汉时代，地主一般称为“豪民”、“豪强”。所以尽管作者对古代文献中“地主”一词的材料收集比较全面，但却说不清楚现代意义的“地主” 概念是怎样发生和演变的。这个例子说明，电脑不能代替读书，不能代替人脑。电脑检索是为了找材料，找材料不等于读书。刘家和、何兹全先生谈到了读书和找材料的不同。书是一个整体，材料只是书中的一部分。把书作为整体来读，才能得其真意。为找材料而翻书，材料是从整体中尸解出来的，弄不好就会走样。读书、精读书，才能读出学问；为找材料而翻书，翻不出真学问。他们的意见完全适用于处理电脑检索和读书的关系。在信息时代，认真读书仍然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电脑网络作用的意思，只是要求摆正其位置；而摆正位置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它。如何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希望有人能系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在我看来，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起码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对检索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要具备必要的知识；2、对检索的文献要有必要的了解；3、利用多种不同的匹配进行检索，既可以扩大材料来源，又可以防止片面性；4、电脑录入难免有差错，需要核对原文，有时还要进行校勘；5、对检索得到的材料，应该看它的上下文，防止断章取义。

四、对材料的整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

收集材料以后就要对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这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一步。按恩格斯的说法，研究历史不但要有大量的史料，而且这些材料是要“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这就是对史料的整理分析、改造加工的工夫。如何整理分析，许多著作和文章对此都有所论述，我看最好的概括还是毛泽东《实践论》中的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里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材料的鉴别和选择，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二是对材料的排比和分析，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下面分别言之。

老一辈学者经常告诫我们：写文章要用第一手资料，如果引用第二手材料（主要指近人论著中使用的材料），必须查对原文，不查对原文往往出错。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实际上是最容易犯的错误，我自己也犯过这种错误。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过，即使是古书中的记载，也并不都是第一手材料，有些记载也是传抄来的；即使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也未必能保证完全正确。史料（这里主要是指第一种史料——传世文献）不等于客观历史，它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记述，不可避免带有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各种局限，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与实际情况的背离，甚至会有意或无意的造假。这或者是由于记述者的实践和认识有片面性，误听误传，或者是由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立场，影响了他们对事实的客观观察和记述。此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各种错误。因此，对传世文献的有关史料应该进行必要的校勘、辨伪和考证。在考证中，除了运用传统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外，还要对记述者的阶级地位、社会背景、动机目的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不把阶级分析绝对化和教条化，它仍然是我们应该采用和十分有用的方法。对于考古资料和“考现”资料，也有一个鉴别其时代、性质和可比性、适用范围的问题。

校勘、辨伪和考证是专门的学问，在这里不可能多讲。现在仅谈谈在使用农书有关材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农书撰写的基础是农业实践，是广大农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实践，农书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状况，是传统农业科技的主要载体，我们研究古代农业科技不能不以它为主要依据，或主要依据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容易引向简单化和绝对化，如简单地根据某农书有某技术的记载，断言某时代出现了某种技术，这在农史界某些学者中一度比较流行。其实应该作深一层的考究。我们知道，农书中的农业实践经验是通过农书作者来总结的，而农书作者有不同的经历、素养，并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如有些作者比较重视实际经验，有些作者则比较喜欢抄书；即使重视实际经验的作者，他所能够接触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书的记载和历史实际就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背离。农书中的材料即使经过了校勘和考证证明是可靠的，也不应简单地无条件地使用。起码有以下三种情况值得注意：

1、某农书记载了某种技术，未必是该农书写成的时代才有的。例如，播种前曝晒麦种这种种子处理技术，在农书中最早见于《齐民要术》，故《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初稿把这种技术的出现定在南北朝时代，但《后汉书·高凤传》就有晒麦种的记载，说明这种技术早已有之，农书所载有时是长时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不可把它固着于农书写成的时代。

2、农书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存在的或者是普及的。例如“麦经两社”是北方种麦经验的总结，始见于《齐民要术》，随着麦类从北方向南方推广，这种说法也被记载在陈旉《农书》及其他南方农书中。按照“麦经两社”的原则，冬麦应该在八月秋社以前播种，这显然不符合南方的生产实际，因为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过早播种冬麦，会导致冬前旺长和易生虫害，而实际上，南方冬麦的播种往往在9月以至更晚。所以，不能说南方农书“麦经两社”的记载是反映了南方生产实际的。又如，王桢《农书》记载的利用水力或畜力推动的大型灌溉和谷物加工工具，只存在于局部地区和被少数人家使用，元以后基本上没有发展,《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照抄了这些记载，其实这些工具在明清应用是很有限的。

3、农书没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不存在的。例如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宋代江南稻麦复种主要实行于西部河谷丘陵的“高田地带”，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基本上没有什么稻麦复种。他们主要根据之一就是陈旉《农书》关于稻麦复种的记载，他们虽然正确判定陈旉《农书》主要反映江南西部河谷丘陵的生产技术，但又错误地认为既然陈旉《农书》没有记载“低田地带”的稻麦复种，所以江南平原就不存在稻麦复种。这是把农书的记载绝对化了，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关于稻麦复种最早的记载，正是出现在属于“低田地带”的苏州。

对所收集的史料不能等量齐观，要分等次，要筛选出最有代表性、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经过认真的校勘、辨伪和考证，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李伯重先生曾发表过评论“宋代经济革命论”的系列文章，最后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宋代经济革命论”之所以错误，是由于在史料的运用上采取了“选优”、“集粹”的方法。李伯重对漆侠先生过高估计宋代亩产量的批评或有合理之处，但笼统批评“选优”、“集粹”法值得商榷。事实上，面对各种史料我们不能不分轻重地把它们平列起来，必须有所选择。首先使用最好的材料，这难道不是“选优”吗？尽量把最好的材料收集起来使用，这难道不是“集粹”吗？所以问题不在于“选优”和“集粹”，而在于用什么标准“选优”和“集粹”。我们主张在严格考证的基础上选择最能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史料，反对主观随意、为我所用地选择史料。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记载，正面的记载，反面的记载，都要认真分析。对于不利于自己论点的史料不能因为“不合我意”而轻率地予以否定，即使它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弄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和选择，也就是“批判地审查过”以后，还要进行下一个层次的整理分析。首先是分类排比，最常用的方法是做“长编”。长编可以按时间、空间或问题的不同方面分类编排，把所有材料汇集在一起。长编做好以后，就可以看出史料之间的各种关联，它可以成为日后撰写论著的基础以至框架。不过，长编的编排所依据的基本上仍然属于事物的外部联系，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来。事物的内部联系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我们常说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实际上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如果说，做长编是“由此及彼”，那么，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由表入里”。当然，这种认识过程实际上是不能割裂开来的。我们的研究首先要牢牢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基本的历史联系，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如何找出事物（史料）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内部联系？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要靠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去体会和掌握，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唯物辩证法的整体观、联系观、发展观是我们观察问题和分析史料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决不能轻视、更不能丢弃这个武器。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用这种观点考察史料，可以发现其中许多不易觉察的意义。不妨举两个例子。

大家很熟悉的《四民月令》中有关于农产品购销活动的记载，规律是农产品收获期间买进，播种或青黄不接期间卖出。这些购销活动的主体显然是有余钱剩米的地主、商人。但按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我们看问题不应到此为止，还要问一问：这些购销活动的对象是什么人呢？显然，当时存在一批收获后要交租还债不得不贱价出卖农产品、播种和青黄不接时又不得不高价买进农产品以维持再生产过程的小农（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其他许多材料中得到说明）。否则，上述地主、商人的购买活动无从进行，也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围绕市场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看到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一些深层次的特点。这样，我们就通过对史料的分析，透过现象进入了事物的本质。

汉代农民家庭被称为“五口之家”，按照汉人的解释，“五口之家”是指由户主及其“父母妻子”组成的简单的主干家庭，但是，根据凤凰山十号汉墓郑里廪簿、居延汉简戍卒家庭等材料，汉代农民和下层民众家庭绝大部分为核心家庭，家庭人口则以三四口为多，平均不到五口，这种“悖论”应该如何解释？有人认为“五口之家”的“五口”是“大概齐”的数字，试图把矛盾轻轻抹平；又有人把“五口之家”混同于核心家庭，认为汉代家庭大多为核心家庭，甚少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从而提出“汉型”家庭概念，并把它锁定为核心家庭。但根据唯物辩证法，“五口之家”也好，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也好，都不可能相互割裂和静止不变。认真分析有关资料可以发现，“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是商鞅变法推行“分异令”（规定每家若有两个以上的成年儿子必须分家）后所能形成的最完整、而又最简单的主干家庭，因而它成为农民家庭的标准模式。但实行这种分家规则的家庭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除了复制自己以外，还不断分化出两三口的核心家庭，这些核心家庭在一定条件下又会发展为“父母妻子”式的主干家庭。汉代实际上也存在不少联合家庭，联合家庭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会产生出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来。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和核心家庭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核心家庭总是大量存在。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史料，上述“悖论”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上述两例是我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发展观和整体观分析史料，寻找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体会，运用是否得当，结论是否正确，完全可以讨论。我自己坚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我们搜集和鉴别史料的艰苦劳动，但可以给我们提供分析史料的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决不可等闲视之。

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排比分析的史料，才是“充分掌握了的”史料。它们已经不是孤立的分散的一堆死的东西，而是相互联系的有生命的东西了。走到了这一步，问题就接近解决了。下一步就是写文章，把你分析的结果用文字表述出来。材料越吃得透，写起文章来就越是得心应手。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曾经多次指出，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分”的倾向和“合”的倾向。所谓“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二是指学科的细分，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所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二是指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把中国经济史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把某一时段孤立起来研究，而是瞻前顾后，同时考察它的“来龙”与“去脉”。以上这些趋向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继续下去。但尤其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为什么要强调综合和贯通的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历史是个整体，历史是条长河，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从中抽出一小段、一小块来研究，这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这只是历史整体和长河中的一部分。过去范文澜对写通史提出“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写通史，但我们应该要求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通”的眼界，“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经济史研究需要而且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但研究者要有大眼光。有了“通”和“合”的眼光，“分”才不会成为“瞎子摸象”式的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偏重于物质层面，偏重于产量的提高。但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的研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这就向研究者提出了经常更新知识，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的任务。

经济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的学科，研究者既需要有经济学的知识，又需要有历史学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经济史的老先生许多是学经济出身的，或者原来就是搞经济研究的，但他们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从搞经济学转到搞经济史是比较顺的。现在的年青人，学经济的多不愿意搞经济史，即使有愿意搞的，他们文史的基础比较欠缺，搞经济史，尤其是古代经济史有困难。学历史的倒有愿意搞经济史的，他们有一定的文史基础，但经济学的知识比较欠缺，需要补课。近年经济所招收经济史研究生以原来学历史的为多。

学历史的能不能补好经济学，研究好经济史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台湾著名的经济史研究专家全汉昇先生就是学历史出身的。我向全先生的传人王业键先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全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经济史研究得很地道，有什么秘诀？王先生告诉我：全先生每出一次国，都要跟一个外籍教授学一门新的知识，所以他回来以后总有新的东西教学生。全先生1949年到台湾时已是一位名教授，他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的干事长。作为名教授尚且要跟外籍教授学习，更新知识，我们后辈学者不是更应该努力学习吗？

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1938年到了昆明，当时陈序经先生是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陈先生和他谈了一个小时以后告诉他：你来南开经济研究所当研究生吧，不用考试了。吴于廑喜出望外，同时又感到犹疑：我是学历史的，改读经济类研究生能行吗？陈序经先生对他说：“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就这样，吴于廑先生开始了他的学术“转弯”，从经济史入手，进而阅读西方经济学大家的原著。后来到了哈佛，又在治经济史的同时兼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制史。多次学术转弯使他萌发对东西方文明作比较综合的构想，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从全局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史观，正是在这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吴先生晚年谈体会时指出：“所谓转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看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是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是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学历史的人，……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

我本人是学历史出身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文革以后又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这也可以说是两次学术的“转弯”，虽则基本上都没有转到“史”以外去。我的这个弯转得不够好，不够深入，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不过，对我的学术发展还是有好处的。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经历使我与农史和农史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经济所工作后，我从农史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史，又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农史，比单纯研究农史或单纯研究经济史视野要宽些。胡道静先生戏称自己是科学研究中的“两栖动物”，我想，我也称得上是“两栖动物”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给现代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正是在不同学科交叉处出现的。农史界前辈游修龄先生是学现代农业科学的，搞油料作物，做图书馆的工作，晚年重点研究农史。他的治史，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诗词、农谚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所以总是新见迭出，别开生面。他知识面宽，兴趣广泛，老当益壮，虽然八十多岁高龄，至今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追求新知的热忱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堪称楷模。

年青的同志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所在，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使自己更加充实，视野更加开阔，为推进学科的发展肩负起你们的历史责任。

我认为，治学要“六到”，即心到、眼到、耳到、口到、脚到、手到。

“心到”就是要全身心投入，培养兴趣；“眼到”就是认真读书。前面已经讲过。

“耳到”和“口到”是相互联系的，主要指应该积极参加学术讨论，既要听取别人的发言，自己也要勇于发表意见。学术是在交流和讨论中发展的。有相当研究和相当水平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辩难，对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问题我想多讲一点。

杨振宁先生曾经介绍他的治学经历，他在西南联大受到很好的教育，养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扎实学风，学完一个领域再转到另一个领域，一步一个脚印。后来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另一种文化氛围，关注和追求新的东西。那里有一位泰勒先生，经常有新的想法，晚上有了新想法，早起拉住一个老师或同学陈述一番，过了一个小时，又拉着另一个人讲述最新见解。他一天能产生10个新看法，其中九个半是错的。杨振宁先生说，每天要有半个想法是正确的，积累起来就不得了。这是另外一种风范，面对新的领域、新的问题不发怵，勇于探索，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泰勒先生还有一种好处，人家指出他的缺点错误，能够虚心接纳。当时芝加哥大学每星期有一次沙龙，参加者包括一些名家，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交流信息，讨论问题。杨先生说他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会中产生的。杨振宁先生讲的这两种学风和文化氛围是互补的，应该结合起来。

各种形式的讨论会是学习、研究以至建立发展学科的好方式。日本人喜欢搞读书会，例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技术史部曾于1948—1950年举办有天野元之助、薮内清等知名学者参加的《齐民要术》轮谈会，研读并翻译《齐民要术》，后来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下册，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写成的。日本学者森鹿三、大庭脩等人则用“研究班”的方式研读汉简。最近，我国有些学者也在运用类似形式。例如清华大学的“简牍研读班”就举办了多次的研讨会。许多单位组织了不同形式的学术沙龙或读书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朋友告诉我，该所有一个这样的传统，每个人写的文章都拿到所内讨论，让全所同仁（包括研究生）评论，提意见，挑毛病，作者根据所提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发表。无论作者或评论人都可以从中获得教育和提高。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相互讨论、共同提高的办法。台湾学者杜正胜倡导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医疗史，开始就是集合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开讨论会，写文章，经过几年的讨论，新学科逐步成形，现在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中山社会科学研究所要开拓海洋史的研究，办法就是邀请各方面学者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出一部论文集，现在已经出到第八集，也成了气候。

我1980年底到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室差不多每月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许多资深的老专家参加，当时我是小字辈，小字辈在老前辈面前未免拘谨，但我是年青人中比较勇于发言的一个。我觉得我是占了敢说话的便宜。因为说对了自然增强自信心，说错了经过别人的批评也获得了提高，总比不说话强。后来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可以说对学术讨论情有独钟，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组织若干次小型学术研讨会，后来发展为经济史论坛。每次讨论的议题比较集中，参加者都是有研究基础的，而且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效果不错，受到与会者和学术界的欢迎。每次讨论，我除了作组织工作以外，也认真听取讨论和发表意见，所以每次都有收获。别人的发言，不论和自己的意见相同还是不同，无论自己接受还是不接受，总是能从中受到启发，促使自己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充实自己的论点论据，或者修正自己的论点论据。我不少文章就是这种讨论的产物。

“脚到”就是要去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可供历史研究利用的活的资料，研究者绝对不能忽视，而且，历史与现实是不能割断的，对现实社会的考察有利于对历史社会的理解，对山川地形的考察则有利于对历史舞台的认识。这种考察还可以开阔我们的心胸和眼界，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研究历史的素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治史来说，也是至理名言。在重视实地调查考察方面，中国史学是有传统的。当年太史公为了写《史记》，走遍名山大川，访问知情老者，搜集遗闻佚事。顾亭林赶着马车，到各地关塞考察，访问老兵，将访问考察所得与书本的记载相对照，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曾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学者自发组织业余调查的，如宁可先生就组织了对河西走廊将等地两次学术考察活动。傅衣凌先生抗战期间到了农村，发现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了现实社会中许多可供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深感研究历史的人进行基层社会调查的必要，从而创立了“社会经济史学派”。他的弟子发扬了这一传统，又与国际上现代人类学的新潮流相结合，形成一个很有生气的学术群体，最近，打出了“历史人类学”的旗号。在农史界，陈恒力先生五十年代研究《补农书》时，到浙江嘉兴等地调查，把调查所得与农书记载相对照，写出了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补农书研究》。这些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手到”指勤动笔，一是作读书笔记，二是写文章。

读书其实不但要用眼睛去读，而且要用手去“读”，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动笔墨包括作各种形式的符号、批语和札记。从历代学者到革命导师，读书时都重视下这种工夫。列宁的《哲学笔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即堪称模范。读书动笔还包括抄书。过去有“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之说。抄过的书不但能加深记忆，而且能加深理解。抄与不抄大不一样。过去比较普遍使用的抄书方式是摘录性的卡片。这些卡片上还可以写下对摘录内容的分析，可以和其他有关材料对照，阐发其意义。以后有了新材料或新理解就补充修订，使之逐步完善。反映同一问题的卡片积累多了，就做该专题读书札记。这种方法，许多学者都在使用，我也一直在使用。做卡片、写读书札记的过程，就是读书（当然读书不限于做卡片这种形式，做卡片只是整个读书过程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积累材料和形成观点的过程。我的一些文章就是在若干卡片和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使用电脑以后，较少做手抄式的纸质卡片了，但电脑上的“卡片”或“类卡片”依然使用，材料或者敲上去，或者拷上去，材料下面仍然敲上批语或札记，所以仍然属于动手读书的范畴，只是手所操作的对象不是笔和纸，而是键盘和电脑了。

治学还应该勤写文章。文章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其实读书笔记也是文章，只是属于不同的层次。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在历史所工作的老学长告诉我，侯外庐主张“走有成果的道路”。我的理解是，研究一个问题就要搞透，搞出结果，一步一个脚印。这个结果主要体现为文章，是否发表尚在其次。当然能够发表更好，它会成为你前进的一块碑记，一种鼓舞的力量。

为什么要把研究的结果写成文章？因为想到的东西未必说得出来，说得出来的东西未必写得出来。把想到的东西说出来，需要把思想条理化，是一种提高。把说出来的东西写出来，还会遇到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自己的思想、锤炼自己的论点和论据，这又是一种提高。你的研究心得、结论，写出来和不写出来是大不一样的。只有写成文章，你的思想观点才能完善，你的研究成果才算最终完成。

我主张年青学者勤练笔。写作不但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是锻炼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不可替代的手段。有的老先生告诫学生若干年内不要发表文章，用心良苦，主要是引导学生多读书，厚积薄发，严谨治学。应该领会其精神实质，但不宜绝对化，不要把它和勤写勤练的要求对立起来。作为学生和青年研究工作者，应该要求自己严谨治学，力戒浮燥，把文章写得扎实些、再扎实些；文章写成后搁置一下，不要急于发表，留下充分的听取意見、精细“打磨”的时间。作为刊物的编辑，则应该从学科的发展出发扶持新生力量，年青人写的文章，如果真正有新意，论据基本扎实，即使不大成熟，也可以发表。“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嘛，不可求全，但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有发展前途的。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年青学者是一种鼓励，很可能影响他一生的道路。当然，我并非主张粗制滥造。如果研究论文一时写不出来，也可以写些文摘、研究综述之类的东西。1980年我在科学会堂听过于光远同志的一个报告，他提倡搞文摘，一则让人们花更少的精力获得更多的信息，二则也可以锻炼出一批人。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写文摘和综述（在某种意义上，综述也可视为扩大了的、高一个层次的文摘）需要阅读，需要对阅读所得材料进行概括和提调，对年青的研究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一篇上乘的综述，其实是需要大手笔的。文摘和综述，有人视为“小儿科”而不屑为之，我却在这上面化了不少力气，并且觉得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而无怨无悔。年青的同志不妨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即使论文和综述都不做，读书笔记是非做不可的。总之，只要是在搞研究，你的手和“笔”就不应该停下来。

最后，我想强调，在这“六到”中，“心到”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心”到了，“眼”、“耳”、“口”、“脚”、“手”才能真正到位。年青的朋友们，全身心投入你的专业吧，热爱它，从中发现神奇、发现乐趣、发现诗意、发现美，激发起你无穷的创造力，这样，你就一定能够成功！

后记：

2003年11月我到江西师范大学访问，黄今言先生要我给学生讲讲治学方法。我学问没做好，有很多缺陷，讲这个题目心里发怵；但“尊敬不如从命”，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又分别在华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作过同一主题的讲演。听众有本科生、研究生、年青教师，以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为主。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先生提出，把讲话记录整理成文发表，于是有了这篇东西。讲的是我在师友前辈的指引下不断探索的一些心得体会，是一些极为普通的东西，没有什么高深之论，不过，对于刚刚步入史学殿堂的青年学子，或许还有点参考价值吧！其中引述了时贤的一些文章，特此致谢；因为是讲稿，没有一一注明出处，非敢掠美之谓也。讲话中错误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中国农史》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