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教材对“双百”方针的误解及编撰建议

山东省金乡县第二中学

于云雁

“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建国后我国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针。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这一政策未能坚持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恢复“双百”为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可惜的是，现行三套实验教材对“双百”方针的讲解均有偏颇，叙述上亦出现几处“硬伤”。笔者才疏学浅，指出不当之处，就教于大家。

一、十七年间（1949－1966）“双百”方针的实际执行时间有限。教材对此没有作出说明，易引起学生误解。

正如“八大”的正确路线和理念没得到贯彻执行，随着“左”倾错误的不断升级，“双百”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

大体而言，十七年间“双百”的执行期有两段：一是从1956年5月中央正式提出和公布“双百”到1957年5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二是从1961年6月中央开始文化领域的调整到1962年8月兴起的新一轮政治批判（如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当然，其间一直存在着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

罗平汉教授认为1957年“双百”中断的原因有四点，即党内对“双百”的认识不统一、对“双百”的理解偏差、匈牙利事件的消极影响和中央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估计。

三套教材囿于课标要求和学生的接受能力，对此均未作出清晰说明，导致不少学生误以为“双百”执行于1956—1966年，文革爆发后才被迫中断。

二、“双百”方针影响下取得的文艺科技成就不同于建国后的成就，教材混淆了两类成就。

以“百花文学”为例。“百花文学”指1956－1957“双百”影响下出现的一批作品。代表作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美丽》（丰村）、《红豆》（宗璞）、《小巷深处》（陆文夫）、《草木篇》（流沙河）等。这批作品具有明显的批判性和探索性：大胆干预生活，打破创作中只许“歌颂”不准“暴露”的戒律，对人性和情爱这样的敏感主题亦有所触及。而三套教材提及的《茶馆》、《蔡文姬》、《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等优秀作品，出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为现实服务”的理论语境下，一定程度上具有图解政治的意味，与“百花”精神相差甚远。因此，把这批名作称之“双百”的成就是不合史实的，现行诸多文学史教材（包括权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均没有这种提法。

三、把1956年之前的作品当作“双百”的成就是不应出现的“硬伤”。

1949－1956年的优秀作品属于建国初的文艺成就，把其称之“双百”的成果就不可思议了，可能编者对“双百”的理解过于宽泛。

虽然，建国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已经出现，但将其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方针，是在1956年。1949－1956年，“双百”的理念还未最终成形，此阶段党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依旧是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战时理论。另外，这一阶段的作品对革命历史的书写和农村生活的表现，主要是狂欢般的歌颂模式。显然，这种“一枝独秀”的颂歌局面与“百花齐放”的政策性意旨相去甚远。

因此，人教版提及的长篇小说《三里湾》（赵树理，1955年1月开始在《人民文学》连载，5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人民版提到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发表于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和话剧《龙须沟》（老舍，发表于1950年9月《北京文艺》创刊号），岳麓版提到的长篇抒情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何其芳，发表于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以上作品创作发表于1956年之前，均不可能是“贯彻‘双百’方针以后的出色作品”（人教版语）。

四、关于“双百”方针部分的修改建议。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内容标准”中，在“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专题中，对“双百”提出明确的学习和编撰要求：“知道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在贯彻‘双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与教训。”

为保持叙述思路的流畅，建议编者首先简要列举十七年间的文艺、科技成就，然后讲述党的重要政策——“双百”方针，进而探讨这一方针执行中的经验教训。如此编排，可将“双百”与建国后的文艺成就这两个知识点剥离开来，这符合学界的共识，也便于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这一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