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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悌:我對高中歷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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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悌:我對台湾高中歷史教科書的一些想法

时间:2009-10-18 17:22:42  来源:李孝悌
 

 我平常对历史学的性质与功用之类的话题,固然有很多的疑惑与省思,也作了一些与民众有关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但绝大多数的著作与阅读都是学院式的。所以刚开始碰到如何写好一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时,确实有些不知所从。现在书稿初步草成,我愿意从自己的写作经验中提出一些想法。
  我们愿意参与新教科书的写作,很大的原因是对旧教科书的不满。这些不满,大致可以作下面的归纳。首先,我们觉得旧教科书太偏重政治、外交史的细节描写。其次,在近代史部分,观点显然太过官式,给人一种写国民党党史的感觉。第三,在写作技巧上,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写法,一方面枯琐,一方面有太多不必要的细节,我们实在不知道,要高中生去背诵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日本军或政府军打到哪里有何意义?学生有必要知道什么是临时约法的内容?哪个军阀和哪个军阀混战的过程?或每个条约的详细内容吗?说实话,有几个学院派的专业史家记得这些细节?我们应该让千千万万的高中生记诵这些琐碎的,只有极少数的专家感到兴趣的细节吗?如果容我说句稍微激烈的话,这样的教科书简直像「断烂朝报」了。


  基于对旧教科书这样强烈的不满之情,我们希望换我们来写,至少要写一些有趣一点的内容。虽然我们在长久的学习过程中,读过各式各样新颖有趣的史学理论,但我们仍觉得,写给高中生(或一般人)的读物,特别要重视故事性和叙事技巧。这样的看法,一方面符合中国最古老的史书记传传统,一方面也反映了最新潮的史学趋向之一。我们希望写出来的书,第一要让学生读得下去,然后才有可能把我们在叙述之后的一些大的观念或信念传递出去。


  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非常注意对人物的描叙,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毕竟以人物为主角,一方面也因为人物传记是最适合说故事的体裁。我们描述的人物包括帝王将相、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到叛乱事件的领袖、民间教派的教主,希望藉此能反映历史的复杂面貌。我们描述一些天资卓越的明星、英雄人物,也描写一些知名人物生命中的挫败,和困而学之、努力不懈的历程,希望借着一种不说教的方式,给学生一些启发。


  此外,我也用了相当篇幅,用比较同情的态度,分析民众叛乱领袖或群众起事的背景和宗教领袖受民众信奉的原因。这种对下层社会的描述,正是传统教科书所最缺乏的。

 


  在人物之外,我也介绍了一些在学界相当重视的观念或课题,像士绅社会、城市文化、大众文化、流行娱乐等。我们希望跳脱旧教科书偏重政治、外交、军事的弊病,写出一个包括文化、思想、社会与生活的「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在一本小小的教科书中,想要作到「整体历史」的规模,似乎听起来有些妄想。但最起码,我们希望学生能透过教科书的介绍,对历史的宽广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希望他们能体认到,历史和历史课本,原来都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整体历史」的取径,当然有其背后的理论背景(如年鉴学派),但主要也是因为当前中国史的研究,已容许我们对这些课题作一些初步的整理和概论。这本教科书的写作,在理念上固然受到新的史学思潮的影响,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其实援引了相当多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试图把学院派的研究,作一番整理,用比较浅显的言辞,介绍给一般的读者。


  在叙事技巧上,我们也意图摆脱过去那种似乎什么都交待,却好像什么都没交待的蜻蜓点水式(或像施政报告或政党文宣式)的写作方法。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一个选择和遗漏的过程,教科书尤其如此。我们选择的办法是针对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议题最重要的两、三点,作比较深入的分析。我们相信,这样反而可能对时代风貌有更好的呈现。重点式的分析可能让学生印象深刻,蜻蜓点水式的描述,却可能如船过水无痕,考完就忘了。我们希望学生在看完新的教科书后,一直还能记得几个观念,几个头角峥嵘的人物。


  在这些比较轻松的叙述之后,我相当着重的一个课题是民主化的过程,和对强暴政治力的抗衡。我也试图让学生对现代化有非抽象化的了解(我用了报纸、铁路、学校、上海的生活作例子),希望他们对这个观念的复杂意涵(如外国势力在这个过程中的正面角色和负面影响,开发带来的正反面冲击),透过具体的数据,而有比较深刻的体会。有些价值(如民主)是绝对的,有些观点则非黑白立判,所谓「历史思维」的训练,第一步应该就是对问题的复杂性(如观点的问题,正反两面的意见等),作比较多的了解。


  和学院式的论文相比,教科书的写作显然更有挑战性。在新的写作方式中,体会到创意所带来的喜悦。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种基于史实,有严格学院训练为基础的创意,会受到现行审查制度的束缚。我们不惧怕批评,更欢迎所有对于史实的修正意见,但却不赞同根据现行的课程纲要,作为审查的依据。如果要求所有的课本都要根据纲要,千篇一律地在某章某节写些什么,那就采用钦定教科书好了,还奢谈什么开放和改革?用一个过了时的课程纲要来规范或限制教科书的写作,不等于漠视过去二、三十年,中外史学界所有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成果的累积吗?我的具体建议是:教育部和编译馆应修正现行的课程大纲,订定每个时代必须处理的基本课题,而不用对章节的细部内容作僵硬的限制。否则既抹煞创意,也违背了开放和改革教科书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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