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即人们为了结合现实政治，常常把过去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一种轻率的历史类比，甚至不科学地把他们等同起来，好象不如此就是脱离现实，就失掉了历史科学的现实意义。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现实已经起了本质上的变革，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例如有人把战国时的信陵君救赵和明朝李如松东征都写成了和我们今天的抗美援朝一样。董杰《记京剧信陵君的演出》说：《信陵君》剧本“用历史事实，结合了当前抗美援朝的伟大任务，主题思想都很明确，并告诉我们，唇亡齿寒、抗秦即援赵、保家先卫国的许多道理”[17]。方诗铭《十六世纪李如松在朝鲜进行的抗日援朝战争》一文中，用了很多现代流行的言语，如“抗日援朝保家卫国”、“中朝部队的战斗是完全正义的”、“是完全符合当时中朝两国广大人民的要求的”[18]等等，去努力把明朝的援朝说得和我们现在的抗美援朝一样。这都是不对的。因为今天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度发扬了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能和它比拟。
又有人把荆轲刺秦王描写为与今日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相同的事业。武克仁改编的《易水曲》中说，荆轲之刺秦王是“受了全燕父老的委托”，又说“千万被害之人民，都是我荆轲的同党”[19]。当《易水曲》在重庆上演时，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大书“侵略必然归于失败，和平要用代价换来”、“荆轲刺血溅咸阳，群众抗暴吞易水”[20]，象这样的说法真是牵强附会。据史籍所载，荆轲刺秦王并不是“受了全燕父老的委托”，而是受燕太子丹的命令，他的“同党”只有秦舞阳等少数几个人，而不是“千万被害之人民”。因而他之“血溅秦廷”与群众毫不相干，而是为了报答燕国的太子。而且侵略者并没有因荆轲之死而失败，荊轲的生命也并没有换来和平，假如用这个故事来影射今天保卫和平的运动，岂不给群众以相反的印象!特别应该指出，这样的比法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给群众一种错觉，以为保卫世界和平可以采取暗杀个人的手段，而不依靠群众的力量。
此外，又有人把王安石的“青苗法”说成“类似今日的农业贷款”，“保甲法”是“加强了人民的武装”[21]。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封建统治者决不会加强人民的武装，而“青苗法”与今日之农业贷款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为了缓和农民的反抗，保卫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后者则是为了发展农业合作社，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也是为了结合现实，在历史人物评论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号召我们学习古人。例如有人说：“站在今天现实需要的高度来谈杜诗时，首先我们应该学习这个‘诗圣’的政治态度、生活态度、创作态度。”[22]又有人说白居易的诗“是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的诗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又说：“他的诗不但打击了人民的敌人，也培养了人民战斗的意志。我们站在今天新爱国主义旗帜下，要向这位祖国的人民诗人学习他的战斗精神。”[23]
我们可不可以向杜甫、白居易学习呢?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必须指出，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杜甫和白居易的时代，因而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文艺作家的政治态度、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就不是杜甫那样的态度，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战斗精神也不是白居易那样的战斗精神。今天的文艺作家所要学习的应该是工农兵，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战斗精神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才是为劳动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为世界的和平而不倦的斗争的典范。学习他们，才可以作为鼓舞为祖国而忘我的劳动战斗的源泉。只有在他们的身上，才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
五
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有人提出历史上与各族之间的战争有关的人物，从这里，我们知道很多人在这个问题面前遇到了困难。
为了避免大汉族主义，有一个时期，人们几乎要把一些和少数民族进行过战争的历史人物都要说成侵略，好象不如此就会违反民族政策。后来，又想用一条简单的公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即依据战争的性质来决定对于这一类人物的态度。如果是从事侵略战争的人物，就应该否定；反之，如果是从事保卫战争的人物，就应该加以肯定。至于何谓侵略、何谓保卫则决定于疆界问题，即如果打出了自己的疆界就是侵略；反之，如果在自己的疆界之内与另一种族或部族作战就是保卫。
我们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侵略，因为各民族权利平等，而彼此无所从属，这是我们民族政策的原则。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民族平等的政策只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才能出现，如果把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去要求历史上的古人，那就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也就是错误的。
在长期的封建主义时代中，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之间，主要的是和平共处，但各族统治阶级之间，有时也发生战争。而这种战争，有时是侵略他族来扩大自己的领土，有时是抵抗他族的侵略，保护自己的领土。在讨论历史上各族之间的关系时，应该承认这种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实是存在的，并且应该指出历史上各族的统治阶级所实行的侵略政策和不正义的战争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指出侵略的客观成果无论如何和统治阶级替自己定下的主观目的是不能完全符合的，甚至是毫不相干的。尤其要指出，历史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问题不能从世界史中孤立起来考察，必须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中来考察，即看这个战争对于当时世界史的发展是起了推进作用，还是起了阻碍作用。
让我们拿汉朝向西域的扩张为例吧，很自然地，而且也应该这样说，汉武帝之出兵西域，当然不会是为了解放西域各族人民，虽然最初是为了抵抗匈奴的侵略，但后来则发展成为对西域各族人民实行掠夺的政策。不承认这一点而替汉武帝辩护是不对的。可是，同时我们要着重地指出，西域各族人民曾因成为西汉帝国之一部，免除了被较为落后的匈奴人的奴役，而这种奴役的后果将使西域各族人民陷于更悲惨的境遇。同时也应该指出，西域各族人民因此而加入了较为高级的经济体系，取得了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人民相接触的机会，这在客观上是促进了当时西域各部族或种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着重地指出，由于西域并入西汉帝国，因而又使汉族从西域各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东西一一外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由于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因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同时，又由于东西文化的沟通，推动了世界史的发展。
自然，这不是说，所有历史上的部族或种族之间的战争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相反的，有些战争是起了破坏的作用，甚至使另一种族或部族的社会经济遭受毀灭，特別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侵略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处理历史上部族或种族间的战争，以及处理与战争有关的历史人物时就不能用一条简单的原则来贯串一切历史时代，而是要根据各个时代各个部族或种族间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历史上与各族战争有关的历史人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