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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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二百道”，见《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三场”条，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734页。
[2]《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三场”条又说：“今则……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再次反映顾氏深恶痛绝的重点所在。
[3]时文，在明宪宗成化以后与清代，与八股文同义。但此处坊刻时文，专指某一时期被认为水平较高之范文，多选已中举者之试卷为之，供士人揣摩、学习。见《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不读经史，只读这些时文，与前述只读名士所撰八股文，在顾氏心目中，其弊无异。
[4]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坊刻时文》；又参上引《日知录集释》“十八房”条。
[5]《日知录集释》“三场”条。
[6]《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原注。
[7]《日知录集释》“三场”条。“三场”指明初定制，科举所考之三场：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论、判，及诏、诰、表任选其一；第三场经史时务策，见《明史·选举志二》。
[8]黄宗羲《科举》，载《清经世文编》卷五七《礼政四·学校》。八大家，当指唐宋八大家，明中叶以后惯用。
[9]《日知录集释》卷十六“试文格式”条。
[10]《蒋山佣残稿》共三卷，此据尚志堂钞本的传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三种。文见第一信。此稿还有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所藏尚志堂刻本（据王蘧常《顾亭林著述考》，见《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以及1963年台湾世界书局版，惜俱未曾寓目。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出版的《顾亭林诗文集》，中收《蒋山佣残稿》，就是根据日本大阪藏本转录排印的。又《亭林文集》卷四亦有《与李霖瞻书》，与《残稿》第二信文字相当而略少。
[11]第二信与《亭林文集·与李霖瞻书》也都有“从弟子严，连得二孙，又令荆妻抱其一以为殇儿之后”等语，仅无“今将六旬”句。
[12]衍生还有胞兄，名琦，字公成，同《蒋山佣残稿》卷一《与侄公成》。此即衍生为何可出嗣，且年纪不大的原因。
[13]明代八股文在“大结”之前，必须“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卷七○《选举志二》），因经书中“古人”多为圣贤，故一般称“代圣贤立言”。前文引《日知录集释》“试文格式”条顾氏语“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云云，即此制存在之证，也是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文体，而对此制并无微词之证。
[14]《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程文”条。
[15]同上条集释引“沈氏（彤）曰：《神宗实录》：……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刊而学官，以为准则”。这和后来清乾隆刊布《钦定四书文》的指导思想一样。
[16]《日知录集释》“十八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