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史〉鉴注》就是茅海建先生以康有为对其手稿本的最后修订为定本，按原文顺序分成段落，一段一段地参照档案和文献进行比勘核对、探赜索隐，以厘定正误、鉴别真伪、重建史实的重要学术成果。为了让读者了解康有为是如何修改的，他还将康有为亲笔修改的内容与方式附注在每段定本的正文之下。由于“从甲午到戊戌，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也是康有为个人历史的关键时期，更是《我史》的主体部分”，所以茅先生便选择这五年一一作注(第13页)。原文只有两万五千字，但先生书中注释的字数却是原文的二三十倍，体现了他卓越的史识、深厚的学养以及非凡的学术功力。

　　《〈我史〉鉴注》是部皇皇巨著，但是全书的结论却很简单，那就是“《我史》所言之事，大体存在，只是叙述方式过于自夸，康有意作伪者，仅是少数”，因而“《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第14页)。然而，这是面向研究者、针对史料的真伪问题立论的，如果站在读者的角度，联系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行程，则不难发现此书所提供的讯息足以颠覆人们固有的对戊戌变法史和康梁等维新党人的认识。

　　一般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动摇了传统的君主政体。但其实不然，根据《〈我史〉鉴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君权，反对开议院。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以按语向光绪帝表明态度，并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虽然，康有为多次提及的制度局被认为是所谓的西方议会雏形或过渡机构，而他代别人所拟的奏折中也不乏“立议会”、“设上下议院”等建议和主张，但他此时期的议会概念，与当时欧美及日本等的代议制度有很大的差别(第707页)。实际上就是在今天，对于议会、代议制等西方民主制度，我们还不敢说完全了解，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呢。再说康有为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他是1882年参加顺天府试后路过上海，才开始接触西学的。他不懂外文，获知西学主要通过阅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上海广学会所出版的西学译作。胡汉民就挖苦说：“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第136页)

　　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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