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0日，在王府井大街西侧的霞公府15号，《北京文艺》迎着新中国的朝霞诞生了。她，就是《北京文学》的前身，老舍任主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最早的文学刊物之一。

老舍的剧本《龙须沟》就发表于创刊号上。王愿坚的小说《普通劳动者》、郭小川的诗歌《青纱帐——甘蔗林》浩然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张天民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业》，相继在这里发表。最为壮观的一次是发表了成为“文革”导火索的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

新时期以来刊发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邓友梅的《那五》、陈建功的《丹凤眼》、余华的《现实一种》、刘震云的《单位》、刘恒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名家名篇，从而使《北京文学》成为文学期刊中的佼佼者。

作为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北京文学》穿越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与当代中国社会一道前行，迎来了创刊60年的辉煌。当年的新星不断从这里升起，如今他们——张洁、陈建功、王安忆、余华、理由、陈祖芬、刘恒、刘震云、刘庆邦、张宇、张辛欣等早已被文学界公认为文学期刊的甲级队。

在《北京文学》创刊六十年之际，本报特约从《北京文学》发表处女作并走上文坛，如今硕果累累的张洁，陈建功、陈祖芬，讲述自己与文学结缘的故事，感怀他们的昨天与今天。

凭借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无字》两次摘得茅盾文学奖的张洁，是唯一荣获两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1978年，张洁发表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由《北京文学》刊发，而这篇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却曾被《人民文学》退稿。当初如果没有遇到伯乐，张洁说：“我肯定死了写作的心，那么文坛也就没有一个叫做张洁的人，在这里胡蹦乱跳了”。

记者：您的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是《北京文学》推出的，责编是著名诗人张志民的夫人傅雅雯。后来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这篇轰动全国的获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听说最先给了《人民文学》？

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最先投稿《人民文学》杂志社，被责编退稿，与崔道怡先生无关。那是我的第一篇创作，当然很幼稚，而退稿更说明，我没有文学创作的才分，于是稿子就撂下了，我也熄灭了自己的文学之梦。骆宾基同志知道后，不但亲审原稿，还写信给我，信中多有鼓励、称赞，并让我转投《北京文学》。很幸运，我得到了傅雅雯老师的支持、认可，甚至一字未改地发表了。我对傅雅雯老师始终心存感激，如果没有她，我肯定死了写作的心，那么文坛也就没有一个叫做张洁的人，在这里胡蹦乱跳了。

记者：上次见您，是2005年在乌镇茅盾文学奖会上。看到您T恤短裤，银发英姿。您和您的作品，成了编辑记者竞相追逐的焦点。率真又清高，随和又低调地回避采访，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两个人——钱钟书先生和吴冠中先生。钱钟书说过：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何必要去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吴冠中先生也说过：找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您怎么看他们的话？

张洁：我很赞同钱先生和吴先生的话。

记得我说过：文学艺术，是最敏感、最不好对付的“情人”，如果你是个爱情游戏的高手，也许可以三心二意地游戏于多角关系之中，可艺术却是个具有火眼金睛的情人，你对他稍有不忠，他就会让你颗粒无收。我们的精力有限，外界的诱惑又如此之多，如果面面俱到，还有多少时间用来干正事呢？

我不是低调，而是太钟情于文学。我还相信，不论我们如何“挣扎”，时间最后终会把所有的东西带走。比如，我那么热爱的宋词，其中又有多少词句我曾倒背如流……而如今，我能记得的又有多少？比起他们的成就，我不过是他们脚下的一抔黄土，我又有何德何能值得他人注意、记忆呢？

记者：当时的您和《北京文学》都在朝气蓬勃的阶段。现在《北京文学》六十岁了，您也过了六十岁，您如何评价《北京文学》在新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您对她有什么希望？

张洁：《北京文学》在上个世纪文学发展中的贡献，功不可没。我衷心感谢《北京文学》对我的栽培。

但我对它没有希望。如今已进入“波普文化”时代，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北京文学》更没有、也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我感谢我曾经受过的教育，它使我有能力领略古典音乐、文学、绘画的魅力，这种能力，在我周身形成一种“刀枪不入”的气场，不管周围纷纷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地如何热闹，而我的精神，永远沐浴在我喜欢的艺术中。

记者：有评论家评论您是“最会变脸的作家”。一直以来，很多读者被您作品的个性魅力所吸附，期待着您的每一次不同。不重复自己，不断的变化风格，是您的自觉意识还是根据不同人物所表现出的客观使然？

张洁：谢谢，谢谢大家对我的关照。

我喜欢试一试，打一枪换一个窝。这也许是我的野心，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能力，并希望做到不重复自己。但是反省、统观我的创作，还是有重复的现象，好在我已经认识到这个缺陷，并努力去改正它。

比如写于一九八四年的《关于某某区、某某派出所……的汇报》，写于一九八六年的《他有什么病》，写于一九八八年的《鱼饵》、《横过马路》等等。这些作品，被当时某些评论家指责为“存在主义”……谁也不怪，只怪我过早地、错误地估计了那个时代的兼容性，到九十年代初期，这样写就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先锋文学，而我却开始转向《无字》历时十二年的创作。现在，我又开始了另一种风格的写作——类似英国电影风味的作品。

记者：您在国内国外两地生活，国外生活也是您一部分。我想知道，会不会哪天“变”出一本用英文写作的外国女性作品？能透露您目前的写作吗？

张洁：我大概不再会写女性作品，原因是不愿重复自己。写作计划的详情不便透露，可以说的是，目前我终于可以写写我心仪的短篇小说了，之后，我也许会写关于儿童的长篇。 本报记者 赵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