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钱锺书先生学问的博洽渊深，是从西北大学刘持生教授口里。那时，刘老师给我们讲屈原《离骚》的“摄提贞于孟陬兮”一句，考证“摄提格”，就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文学史课时。他是当时我们中文系大家公认的博闻强记的老师，但他说，他的学问比起钱锺书教授来，简直不足挂齿。钱先生通好几国文字，能读、能说、能写作；读书极快，而且过目成诵。28岁就留学英、法回国，被清华大学破格聘为教授，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刘老师是钱先生的崇拜者，用今天通行的词语来形容，就是“粉丝”。我们崇拜刘老师，被我们崇拜的刘老师崇拜的人，当然更会让我们崇拜。

　　我是在文研班毕业后，由何其芳、唐弢两位师长留到文学所工作的，报到时间是1963年的10月底。

　　我到文学所不久，便根据其芳所长的安排去山东黄县参加劳动锻炼，接着又先是在山东海阳，后是在江西丰城参加过两期社教，等回到文学所，文革的浩劫便开始了。何其芳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钱锺书先生也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始了厄运。

　　钱先生是最早随文学所到五七干校的。我们先到罗山县原先一个劳改农场的地方住下来，种完麦子，已是冬天了。钱先生属于老弱一类，不能干重力气活，于是分配他和吴晓铃先生负责烧锅炉，负责供应大家喝的开水。锅炉摆在当院，北风一吹，水很难烧开。烧水的活儿虽是不重，但没完没了，熬人。文学所百十口人，再加上家属，都要喝水。还有人不自觉，偷偷接了水洗洗涮涮，这就更增加了钱、吴两位老先生的苦累。虽说两人可以轮换着干，但用完一锅又一锅，一天下来着实累得够呛。到锅炉打水的人，总见钱先生无奈地阴沉着脸，鼻翼两侧常见因填煤捅炉子留下的黑晕，一副周仓相。只比周仓多了眼镜。有人说怪话：“所有打水的人，都是钱先生的敌人！”敌人倒也未必，但钱先生也确实高兴不起来。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还是见钱先生在添满水，加足煤以后，利用水未烧开的这个空间读书。那都是外文原文的辞典之类，比砖头还厚。我当时想，这才真叫“手不释卷”。在平静的日常环境下，做到手不释卷，已属不易，而在这种厄运中，仍能坚持手不释卷，则尤其难。每当这种时候，都让我肃然起敬。

　　学部大队人马陆续下来了。干校的地址最终选定在息县的东岳集西北。文学所编为第五连，从罗山迁到东岳集。钱锺书先生负责收发，每天到校部所在的“威虎山”，把报纸、文件取回来，把连里的信件送出去。这个活儿，比起在罗山的烧锅炉来，轻省多了，钱先生的脸上一扫罗山那个冬天的无奈与阴沉，有时也会泛出些许笑意。这个阶段，钱先生的夫人杨绛也从其所在的外文所下来了，杨先生常到钱先生的收发室来。杨先生后来写的著名散文《干校六记》，就是这段生活的写照。不过，我还是常看到钱先生抱着那本比砖头还要厚的辞典，攻读不辍。

　　1971年，学部五七干校离开息县东岳集，搬到信阳附近明港的一座军营里。钱先生和我们一起，住在一栋阔大的营房里。他的铺位在离房门不远的紧靠东南角上。那是“9·13”事件以后，时令已届初冬。钱先生的哮喘病犯了，常常喘得似乎透不过气来。明港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好那么拖着，迁延着。房子大，冬天冷，钱先生的床上经常挂着蚊帐，好像这样会稍许暖和些似的，至少精神上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有一天学习中央关于林彪集团材料的文件，其中有黄永胜引用唐代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大家都不十分清楚“祖龙”的典故，问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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