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门高足南开大学的来新夏教授考察,陈垣的藏书经国图收藏后,曾专刻一图章——“陈垣同志遗书”,加盖于这批图书之上,其章刻工拙劣,内容不通。“珍善本入特藏,而一般古籍则插入各类,并无专室、专柜、专架之设,难免有流散之虞。”查阅起来十分不便。幸而有此拙劣的图章为标记,为我们还原陈氏的藏书带来了可能。(来新夏:《从“陈垣同志遗书”说起》,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7日)
同样,入藏首都博物馆的文物也乏人整理。陈智超曾发现陈垣的一段题词草稿,始终未能找到具体出处。最后在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的提示下,于首都博物馆中发现。原来这是陈垣于1966年5月题写在清代学者汪中临《圣教序》卷上题跋的草稿。(陈智超:《千古师生情》,载《学林漫录》第17期)
陈垣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经常在自己的藏书上写下自己的心得批语。陈智超利用这些批语整理出了《廿二史札记批注》、《日知录校注》、《鲒崎亭集批注》等陈垣未刊著作。国家图书馆的张廷银研究员也写成了《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载《文献》2009年第2期)一文,初步发掘了陈垣国图藏书的价值。
整理著名学者的藏书还可以从中发掘其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如台湾学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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