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牟宗三并没有将哲学的这一要求彻底论证的标准坚持到底。正如刘爱军教授指出的那样，牟宗三的思想具有“德行优先说”。这就是说，知识论不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的基础。而是正好相反，形而上学、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才是知识论的真正的基础。
刘爱军教授所揭示的牟宗三的哲学困境不只是个特例，而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普遍性的品格，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人均遭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因为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知识论和方法论，而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他们之所以需要知识论和方法论，是为其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服务的。因此，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才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正宗或主体，知识论和方法论不过是为正宗或主体服务的工具。结论就是，不是思想跟着论证或方法走，而是论证或方法必须紧跟着思想走才具有其自身的价值，才会得到重视。之所以出现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哲学、价值观念对中国文化、哲学、价值理念的强大的挤压，遂使得中国现代哲学家自觉地承担起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道德哲学的文化重担。在此视野下的知识论、方法论只能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本书揭示出了牟宗三上述的哲学困境，这是作者的研究功力的表现。只是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同情地理解中国现代哲学家所遭遇到的理论困境，要能够进一步分析所以出现这样的哲学困境的文化环境。
《“识知”与“智知”——牟宗三知识论思想研究》 刘爱军著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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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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