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至“文革”前，作家常有较高的稿费与版税收入，也有不少值得记述的捐助行为。

　　李子云回忆：“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我们这类‘小鬼’每月只有两斤猪肉钱的津贴费。而当时惟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只有稿费，所以稍有稿费收入的同志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富翁’。”吴强十分大方，一有稿费便请客下馆子。他的《红日》初版于1957年，拿到第一笔版税，为一位没有钢琴的作家买了一架钢琴，为收藏家徐平羽买了一幅他心爱的画，周围有人遇到困难，他即主动解囊。“后来《红日》版税不断增加，他索性将所有版税全部交了党费。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多见，但他并没有为此得到谁说一声好，政治运动来时照旧挨打不误。”

　　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完成后，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稿费较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较高，赵树理为求作品的普及，宁愿选择前者。1953年以前，赵树理将每月所得稿费的50%交党费。同时享受工资与稿费后，他是全国作家第一个提议调整双重待遇，并带头放弃工资的，直到1958年才恢复领工资。他下乡，不报销车费和生活补助费；看病，不享受公费医疗，都花自己的钱。赵树理的编制属于工人出版社，一些稿费寄到单位，老同志们爱刮老区的“共产风”，领下稿费就请赵树理的客，大家嘻嘻哈哈一番。赵树理口袋里时常装着两种烟，一种自己抽的“绿叶”牌之类的低级烟，另一种敬别人的“大前门”之类高级烟。赵树理对子女生活上卡得挺紧，给女儿广建五元钱，让她上街给自己买一双袜子，还要买一盒牛黄解毒丸、两刀麻纸，末了还要女儿给他报账，收回找零。家乡亲友找他解决生活困难，要30元，他总给拿50元。他对康濯说：“人家找我开口不容易，总要替人着想，自己克服一些嘛！”

　　柳青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1.6万稿酬，不留分文，全部捐给长安县王曲公社，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所医院。对此，柳青解释道：“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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