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又变了。批判胡适与胡风之风骤起，意味着批判俞平伯由高潮转向尾声了。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

    这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批判，让俞平伯尝尽了人世间的苍凉，这个全国性的大批判，就像一个时代的梦魇，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从此，老君堂前门可罗雀，只有老友王伯祥、顾颉刚可慰心情。

    当批判胡适的文章劈天盖地、绵延不绝而来时，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他随即又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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