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位于边境地带的新疆墨玉县来到武汉经商的麦麦提·依明今年没回家过年,他有自己的道理:“过年是最好的赚钱机会。出游人多,我的烤肉生意非常红火。”他的烧烤摊就在武汉东湖海底世界游乐园旁边,正月初三这天行人如织,他用录音机播放着欢快的维吾尔族音乐,招揽了不少生意。
工商业文明为传统春节注入新奇之外,也带来了困扰。备受中外媒体关注的春运就是传统春节文化在工业文明下产生的“不良反应”,成为当今世界在和平时期出现的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倒数第二天,在湖北黄陂四季美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陈红军冒着严寒好不容易挤上了开往老家重庆荣昌县的火车。“这是火车站专门为春运增开的临时列车,不知道到站时间。但是上车就等于回家。打拼一年,就图回家过个好年啊!”挑着两大编织袋行李的陈红军说。
2011年春节,像陈红军这样候鸟式迁徙的人口数量,中国官方预测为28.5亿人次,去年这个数字实际是25.57亿,而20年前是8.57亿。这些人口流动大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回家过年,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命运——离家工作。
“这是农耕文化形成的特殊人口结构与工业文明对劳动力大量需求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独特现象。回家过年依然是多数中国百姓一年到头的最大心愿,不管传统春节发生怎样的现代变化,家庭、团圆、喜庆、热闹等依然是这个节日所坚守的文化价值,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认可的文化观念。”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说。(记者 黄艳 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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