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偶读清初作家龚炜所著《巢林笔谈》，里面一则“官夫人劝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明朝官员江一麟任地方官时颇有作为，在百姓中享有贤良方正的声望，因此“以贤牧升部郎”，因为做地方官优秀而被擢升为中央某部郎官（相当于中央部委级司局级）。接到皇帝的命令后，江一麟便即刻整理行装，准备乘舟北上，进京就职。
他取出俸银10两，令州民赵锷修船。启程时，他偕同夫人登舟，看到船修理一新，禁不住吃了一惊，就问赵锷花了多少银子，赵锷回答说：“花了１０两，正好与大人预先给的银子一样多。”江一麟不信，认为１０两银子不够，便暗中查问各类工匠的费用，果然实际上花了２０两银子。于是他随即取银６两，又加上３０把扇子、２斤墨，估计这两样东西可折银４两多，一并交给赵锷说：“这是补给你的钱，如果有多的，你再退还给我。”（“余者偿之”）匠人赵锷坚决不收，但“以公坚持，乃受”，因为江公一再坚持，只好收下。
这里讲的是修整船只的费用问题，江一麟由“不信”只花了10两银子，到“密查各色工匠费”，结果表明匠人赵锷“实倍之”（实际上用了加倍的钱，即20两银子）。面对十两纹银的超支，匠人赵锷情愿倒贴，这固然反映了老百姓对“父母官”的感激和爱戴，但作为一个真正爱民的清官，显然不会心安理得地坦然接受。因此，这才有了江一麟随后的偿还举动。对这笔修船账，他计算得明明白白，补偿得清清白白，没有倚势贪占小民的劳动血汗。在封建政治专制的黑暗时代，作为江一麟这样也算是做到官清如水了。
不过话说回来，此刻的这位江郎官如果与州民赵锷相比，却未免显得有些小肚鸡肠，不够那么慷慨大度。照说，一个靠劳动为生的工匠，默不作声地为他倒贴了10两纹银，理应换来他这位“父母官”的某种奖赏与爱戴，可是，江一麟却只肯支付6两现银，其余4两则以扇和墨等实物相抵，尽管这不失为一种清白的行为，但非常明显，他心里打着“小算盘”，不肯吃一点亏。笔者不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对于这位大官来说，扇子和墨等实物太多，以多余的实物既可折换现银，又可换来廉洁的名声，岂不是一举两得？无论如何，江一麟的这一“实物折银”，也就“折”了自己居官以廉的名声，实在是与其身份不相称的遗憾。
幸而江夫人一向贤惠，她对江公说：“既知十两，即当如数偿之，而别以扇、墨酬其劳，可也，何靳此？”用现在的话说，你既然知道他贴了十两银子，就该照数补给他就行了，何必另外拿扇子和墨酬谢他的辛劳，何必这样吝啬呢？听了夫人的话，江公不禁脸上羞得通红，“亟以四两补之”，急忙拿出四两银子补给赵锷，赵锷更加不敢接受。江公生气地说：“乃使我不如一妇人耶？”（你是存心让我不如一个女人么？）
在封建男权中心社会，“妇人之见”历来被人们鄙薄为无足轻重的“短见”，况且此时江一麟官场春风得意时能接受夫人的一番劝廉之辞，知过即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而江夫人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妇随夫唱”，她毫不顾忌丈夫的颜面威严，要求丈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真正做到廉政爱民，不要多占百姓一丝一毫的便宜。你看她的几句表白，坦诚公允，公私分明，朴实得体，一则施惠于民，令人折服，二则又维护了丈夫为政清廉的名声，实在是一种对丈夫爱之深而责之严的明智举动。看来，这位“官夫人”的“妇人之见”，确实胜过了做官的“须眉”，简直要让“官丈夫”汗颜。
史书记载，江一麟（公元1520年~1580年）字仲文，号新[1] [2]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