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电报局的报务员出身。当年，在摄影棚里要想学点东西，不论是摄影、灯光、布景、化妆、洗印，都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还要徒弟自己靠乖巧“偷师学艺”，这大概就是史东山的成才经历。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史东山讲的是电影导演课，可他总是讲不出什么名堂来，也没有多少额外的发挥，但他在课堂上的神态、状貌却令人印象深刻。上第一堂课时是初秋，窗外阳光明媚，一边是嘉陵江的波光浪影，一边是缙云山的阵阵松涛。史东山便叫学生们把椅子、凳子搬到院子里坐，他自己则横跨在一张长凳上，时而“骑马”，时而侧身斜坐。说话慢腾腾的，好像在字斟句酌。内容大致是说自己曾到过一所学校，那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教室，山坡上，小板凳，自由讨论……他叙述的这些意象，只有小部分同学能够联想到是“解放区”学校的情景。说这话的时候，是1943年的秋天，白色恐怖正笼罩着山城，史东山却毫无顾忌。他上的第一堂课与电影完全不挨边，更没有牵涉导演专业。当时，史东山才四十出头，蓄着小胡，腰背稍驼，一副资深导演的派头。史东山始终没有给林斤澜们系统地讲授过导演学，他只是零碎地讲了些电影案例，常说到的有斗牛的《碧血狂沙》，英格丽·褒曼的《卡萨布兰卡》等。史东山不仅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授课，他还兼任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一墙之隔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可能还成了电影戏剧专业学生的见习基地。闲暇时，史东山常与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辑、青年作家蒋星煜促膝谈心，游山玩水。
提到郑君里，林斤澜说，他是三四十年代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最初几个人之一，这个表演体系后来风行全国，占据了中国的话剧舞台和银幕。郑君里也不是一个适合教书的人，当时他正好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于是，在课堂上他就大段大段的照搬照抄。郑君里有时穿一身双排扣的黑皮上衣，黑皮马裤。上课时，他要求讲台干净，讲桌上要摆放鲜花……
焦菊隐讲授“名著选读”。他不住校，每月来北温泉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之内讲授。他瘦高个，背微驼，戴一副大眼镜，衣衫单薄，质地多为布麻，色调老旧，呈现出“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焦菊隐留学欧洲，毕业于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办过戏校，也曾阔绰过。不过，当时在重庆却穷居陋室，有些寒酸。林斤澜的同学去过他的住所，除了简单的寝具，别无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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