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1911年的《学与术》一文中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在《原富》按语中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可以说，闻一多的国学研究有“学”有“术”，而在“学”与“术”之上更有鲜明的文化思想，对历史文化有一定的针对性，对现实文化更有相当的针砭意义。从近代就一直困扰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闻一多的国学研究可以给我们一种参照标准和思想的启示。总体上，他是作为“杀蠹的芸香”在国学研究中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思想革命，如郭沫若所说，闻一多“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文献里去刳他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 


　　作为“杀蠹的芸香”，闻一多的国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思想取向，是和鲁迅取同一步调的，体现出文化的批判意识和战斗意志。 


　　作为“杀蠹的芸香”，闻一多在古代学术研究中所体现的现代文化思想对中国当下的文化选择尤其具有意义。研究闻一多的学术和从他的学术研究中吸收文化思想，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现实的文化选择。当我们重温闻一多当年的学术文化和思想声音时，无疑会感觉到精神的震撼和思想的震动。研究和抉发闻一多的学术和文化思想，至少可以启发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应该以闻一多的方法和精神为标尺，通过切实精细的研究，在认识传统文化真正内容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文化选择态度，做出时代的文化选择；以“闻一多式的学术人格、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中所包含的主体人格、诗性思维、现代精神、批判意识、学术实践意志（文化献身精神）来看待中国历史文化思想，这应该是闻一多的国学研究最现实的文化意义。(刘殿祥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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