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意识的复苏，使得人文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公众越来越感觉到，人文传统绝非可有可无的摆设、修饰，更不是一个个可以随意拿走、随意拼接的学科学院。人文传统应该是一所大学的底色，它涂抹着学生的未来发展；人文传统还应是一所大学的气质，它渗透在学校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缺乏人文底色、人文气质的大学，注定不可持续。

　　也因此，国内很多大学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人文复兴的努力。人文学科的恢复，文史社科名师的延聘，乃至国学院的相继成立，人文社科领域呈现出的勃勃生机，似乎真的预示着中国大学人文传统的成功修复。然而，对此不应过度乐观。一者，仅仅辟出若干国学院，请来若干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并不意味着人文传统的必然修复；再者，即便修复了文科，也并不等于找回了“另一半”。

　　断裂既已久远，修复何其艰难。人文传统作为传统，本来就是一种经验积累、漫长濡染的过程。有关人士的急切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愿望不能代替现实，更不能在虚幻的梦境中涂改现实。清华文科的消失，只是整个国家某个特殊时段忽略人文传统的体现，其修复，当然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整体改善。所谓“香火传承”，应该是一个细水长流、水滴石穿的过程，这是一个慢功夫、笨功夫而非急就章。

　　在现代[注: 时间名词欧美所指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后1936年(1936 AD) - 公元后1968年(1968 AD)[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现今这个时代；我国历史分期上特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现今这个时期；有时也指]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固然可以分设为若干学科和学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教育就是大学教育的“另一半”。一般而言，人文教育从来都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底色”、“气质”云云，正是就其基础意义而言。从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当年为清华所定校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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