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中国文学系举行迎新大会，1948年元旦中国文学系在余冠英教授家里举行新年同乐晚会，朱先生都参加了，而且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朱先生对当时从解放区带进清华园里的秧歌，十分感兴趣，他非常有兴致地挤在我们男女同学的队伍里，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而且学习得最认真。当时朱先生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他那种向青年人、向新时代学习的认真严肃态度，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敬佩。我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场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俗，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注: 衣服即衣裳服饰。今泛指身上穿的各种衣裳服装。当今服装面料种类繁多，有纯棉、纯毛、纯丝、纯麻制品、呢绒、皮革、化纤等等。-yifu]，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表示十分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但我至今内疚的，是那晚不应让朱先生吃元宵，虽然他只尝了一个，但第二天胃病又发作，幸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朱先生在清华这段时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极为亲密融洽的，他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在学生身上，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虽然朱先生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强忍着病痛，为我们上课，阅改论文报告，而且对我们学生运动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支持了。我们学生举办的各种文艺、诗歌晚会，朱先生总是高兴地来参加，而且会上还发表了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讲话。

在办学方针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国文学系制定了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办系方向。朱先生自己不论在古典文学、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语文教学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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