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要把握“中庸”，一则要学；二则要行；学则能知，行则能成。但知和行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在这里特别强调学与行的重要，无论何种人，无论何种情况，只要坚持学习，就能“知”。无论何种人，也无论何种情况，只要坚持实践，就能成功。朱熹作注说：“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阐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吕氏曰：所入之途虽异，而所至之域则同，此所以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资，为不可几及；轻困知勉行，谓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朱熹认为，人的天赋不同，所以学、行的难易有别。吕氏的论述更为深刻：如果人们只希望自己能生而知之不肯力学，希望能安而行之不能困勉，则中庸永远只能是理论意义上的中庸，而不能为人所用，所以说“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中庸的实践，无论对己对人，无论家庭社会，其原则精神都是一致的。《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注: 君臣 拼音： 解释： 1.君主与臣下。 2.中医方剂中的主药与辅药。 3.指主食和副食。-junchen]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天下之达道五，是外向的，对家庭社会而言的；天下之达德三，是内向的，对自己而言的。无论内向外向，对人对己，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行之者一也。”

不仅普遍人如此，一国之君，天下之主，也不例外。《中庸》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凡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其四、无过不及的思想方法。“中庸”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的思想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而不能须臾偏离。《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中庸，他的思想无时不在中庸规范之内。小人反中庸，其思想没有任何约束，以至肆无忌惮。肆无忌惮，指的是离开客观规律的胡思乱想。

如上文所述，中庸是极难掌握的，除自身的修养、认识外，还有个方法问题。《中庸》借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之口说：“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为什么很久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到呢?《中庸》引孔子的话接着说：“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这是孔子有名的过犹不及论。过与不及，都是非中庸的表现。过者过头，超过了应有的度；不及者不足，未达到应有的度。过与不及的两种倾向有两种人最容易犯。就实践而言，聪明人容易过头，而愚蠢者往往不足。就理解而言，好人容易过头，不肖者容易不足。何以会如此?《中庸》的作者没有展开论述。其实都有个思想方法问题。善于思考的知者、贤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容易参杂自己的主观成份。所谓的愚者、不肖者(这里的不肖者实际上还是指愚者)表面看来好像是思考能力不及，实则同样是参杂了自己的主观成份，只是愚者、不肖者通常受知者、贤者的影响乃至愚弄罢了。

中庸既有思想修养问题，也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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