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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