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刊舆论力量在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说过：“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成功”。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成功，一靠“枪杆子”，一靠“笔杆子”。所谓“枪杆子”，即以新军为主的军队，所谓“笔杆子”，即革命报刊的宣传鼓动。武昌起义之后，冯国璋等人在给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的呈文中说道，此次起义的发生“首恃报纸鼓吹之力”。民国时期，清朝遗老恽毓鼎[注: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考中进 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总结清亡之教训时也认为，上海报馆是导致清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17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如果说辛亥革命中军队之势力的中心是武昌，那么，舆论之势力的中心当然是在上海。

《苏报》及“苏报案”：反清革命先声

清末10年，上海一直是革命党在国内的重要宣传基地。众所周知，反清革命思想酝酿于海外，但是推动革命思想在国内的传播，《苏报》功不可没。

《苏报》1896年创办于上海，起初是一份以外商名义办的报纸，内容以市井琐事、社会新闻为主，后由一清朝落职官员陈范接办。1903年前后，一批来自海内外的革命志士相继落脚上海，并组织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上海爱国学社。此时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汇集了一批激进人士，除了原在上海的蔡元培、章太炎外，还有率领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罢学来沪的章士钊，“成城入学”事件后由日本回沪的吴稚晖[注: 吴敬恒-吴敬恒,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19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以及因剪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被日本驱逐出境的邹容、张继。他们定期在张园演说，更希望能有一“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恰逢陈范正苦于《苏报》稿源匮乏，于是他与爱国学社订约，每日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一篇，报馆每月资助学社一百元作为报酬。这样，《苏报》有了更多的稿源，爱国学社师生也有了发表言论的园地。不仅如此，1903年5月，陈范又聘请章士钊为主笔，这样，《苏报》与革命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实际上成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章士钊任主笔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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