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推销网。叔老进馆后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因此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董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处事严谨，在社会上卓有信誉。
陈叔通1915年从事工商金融事业，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风攀龙”，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但他元时无刻不记挂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他忧时伤怀，时思救国匡时之道。他平时生活中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泄沪抗战爆发，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年叔老已61岁。他在诗中写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他在迟暮之年，遭受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万分。他热切期望国共合作，共御强敌。针对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不肯放弃反共方针，一再贻误战机的行为，在《卢沟桥行》一诗中，他发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愤怒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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