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开放的书，期待读者自由地品味“清华文化”。因为，没有什么比一本甚丰厚的史料性书籍，更利于阅后得出自己的看法。以这样的视角阅读，你将会发现：近百年前在清华园里发生的平常事，放在今天，则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在天安门广场领导五四运动的学生——罗家伦[注: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代表作有：《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 ，《文化教育与青年》等。]，30岁出头当上了清华的第一任校长，这位“初出茅庐者”，上任伊始就开风气之先，招收女生，落成了清华的四大建筑：生物馆、气象台、扩建图书馆和明宅宿舍。而他倡导的，建设与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的方式，后来在教育体制走了一段弯路后，再次回归时——就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与西方的教育模式相接轨，其实也是与曾经有过的清华传统再次对接。如罗家伦所言：“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责任”；“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这应是教育管理者熟知的名言。然而，如此有功德的校长，因其作风专断、不尊重群众意见，还是被师生组织的“驱罗”运动赶下了台。校长的席位只坐了两年。可见当时的清华园，严谨的是学风，校风颇为宽松。乃至后来的梅贻琦[注: 梅贻琦，中国教育家、清华大学原校长。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09年考取清华“史前期”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入吴斯特工业学院习电机工程。]校长，做了17年校长，笑谈曰：“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校长以寡言实干著称，在其一生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对位效应”，即：他长期担任清华校长，并且创办了台湾的清华大学，也任校长。如果读者参见书中梅先生早年留美时，用镜子折射原理自拍的照片——“五个梅贻琦”，当能领悟到梅校长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多元而又统摄于一个生命焦点，那就是——办教育！书中所载，他临死前携带身边一个封存的手提包，后人在他去世后打开发现，那是他保管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基金的账目，每一笔支出，都确凿无疑。笔者还进一步了解到，梅先生提出的“教授治校”和他倡导的教育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注: 大师，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因其意义比较广，还有佛的十尊号之一、官名、学者专家的尊称、对年纪大的老师的尊称等。]谓也”。的确，所谓的大师，大约如“五个梅贻琦”影像的内涵——如梁启超先生，在清华任教的同时，每年著书立说30余万字，四处讲演，短暂的一生构建1400万字的著作库。这样的清华教授，出现了短暂的共存共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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