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注: 京人又称北京猿人、中国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中国直立人”或“北京直立人”，拉丁文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艺年届耳顺，60岁了。在中国传统时间观念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蕴涵着人生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的美好愿望。作为一家走过60年风雨岁月的剧院来说，自然也是这样。如果说每年的6月12日都意味着北京人艺新的开始的话，那么，2012年6月12日更应该是北京人艺的一次重生。

北京人艺的先驱们有一种开创历史传统的自觉，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建院之初“四巨头”的“四十二小时谈话”。对北京人艺来说，这次谈话的重要性如何估量都不算过分，甚至可以说，这42小时决定了北京人艺此后60年的面貌和走向。在这里，他们最终提出了“要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办成像莫斯科[注: 莫斯科，现俄罗斯联邦首都，也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及交通中心。莫斯科面积1081 平方公里，市区东西长30公里，南北长40公里，人口1047.3万人（2007年）。]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而又有民族特色和自己风格的话剧院”的远大理[注: 大理市（白语：Guiphet ）位于中国云南省西部，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州政府驻地。大理市地处云贵高原上的洱海平原，苍山之麓，]想和宏伟目标。

60年来，尽管脚下道路崎岖坎坷，艺术探索的艰难和随时可能遭遇的非议也使他们产生过犹豫彷徨，但由于理想高悬，目标明确，北京人艺从未放弃过对艺术创新的追求和探索。前有焦菊隐，后有林兆华，他们前赴后继、薪火相传，为戏剧民族化，也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形成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如果说这就是北京人艺传统，当然无可厚非，但有没有可能再向前推进一步呢？曹禺[注: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男，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省潜江县，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是中国现代剧作家以及戏剧教育家，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在《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一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北京人艺有很多经验，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热爱，对戏剧艺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艺术至上”，或者说“戏比天大”。在这个剧院里，没有什么是比戏剧艺术的创造更重要的。在这方面，焦菊隐很幸运，北京人艺也很幸运。人们谈起“文革”前17年北京人艺所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常常这样说：如果没有焦菊隐在导演艺术上非凡的创造，就不会有这一切。然而同样不能不说的是，如果没有赵起扬对艺术家创新精神的呵护和支持，也就不会有这一切。人们喜欢把赵起扬看作是北京人艺的丹钦科，而将焦菊隐看作是北京人艺的斯坦尼。正是他们的精诚合作，在北京人艺创造了这样一种精神氛围和艺术气质。这正是焦菊隐多年来所向往的，他在《<文艺·戏剧·生活>译后记》中明确指出：“那种从无一瞬间断的、深刻而有力的艺术活动，正是这个剧院经常有新的成就去充实艺术的保证。”而他希望看到的“行政屈服于演出之下”，“戏剧行政是为演出而存在”的景象，庶几也见于北京人艺这个小环境中。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处处突出政治、行政管理压倒艺术创作的政治气氛下，几乎是不可想像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北京人艺却给焦菊隐创造了一个能将戏剧民族化的探索和实验坚持下去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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