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吾兄大鉴：本月4日手札敬悉，关于俞大维兄汇于陈寅恪兄一万元一事，顷已急电转告，惟前接陈兄4月30日来电云，于本月4日搭船赴广州湾，则此电恐不能收到，至本院先后共汇一万五千元至麻章商务印书馆李浩年君留转，另由杭立武兄汇五千元至赤坎汽车路18号信义行陈乐素留转矣。”朱家骅担心5月3日致陈寅恪本人的电报，因陈已离开住处不能收到，故急电琼崖中学郑绍玄，让其将电送至麻章三元宫梁汝文女士，以便陈寅恪到广州湾与梁汝文女士见面时告知俞大维与杭立武的汇款。
陈寅恪在香港稍做准备，用朱家骅等汇寄来的款项和自己的衣物偿还了债务，于5月5日乘船到广州湾（今湛江），途中遇风浪，一叶扁舟，惊险万状，终于到湛江，住进一个嘈杂拥挤的旅社。因内地汇款未到，等了几天，收到傅斯年通过中央研究院汇寄的款项和杭立武汇寄的五千元做盘费，又由广州湾出发，路经赤坎、廉江、郁林、贵县，又由贵县换船经桂平、柳州，直至6月18日始到桂林。按照傅斯年事先的安排，当时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设在桂林，故陈寅恪在心理学研究所附近住下，准备稍做休息再定行止。自香港至桂林一路艰辛及危险，是陈寅恪一生经历坎坷的重要时段，正如他在致亲友信中所说：“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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