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倪萍获颁“共和国脊梁奖”（据说是个山寨奖项），引发很多新闻，有不少人感慨谁才是真正的脊梁，谁才有资格评定脊梁。在中国的德治传统之下，脊梁无非形容道德完美，于是脊梁争议实际可以转化为一个悖论：以道德为依归的脊梁评议，往往会堕为危险的不道德和伪道德。

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选拔官员，从最早的德才兼备高标逐渐回归务实，颇能说明问题。传统选举制度，大而言之，无非三类：一是地方推荐，二是朝廷征召，三是科举考试。地方推荐，即“乡举里选”，这是从汉朝兴起的。某人如果在家乡卓有声誉，地方官员就可以把他推荐到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朝廷征召，就是政府因于某时段对人才有特殊的要求，便专门下诏征求；后世熟知的科考则以唐代为发端，这是一种自由竞选的办法。

选举制度为什么会从乡举里选过渡到主要由科考成绩来决定？实为形势所逼。一望即知，乡举里选中的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推荐甲而非乙，往往决定于官员一己之私心，而且因为没有固定的、可操作性强的硬性标准，特别是在道德评判中更容易弄虚作假。乡举里选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注: 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或分称“贤良”或“文学”。始于武帝时，《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西汉后期，儒生往往借此取得出身。]、秀才等，当时即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秀廉”，这是专门为道德模范准备的晋升之路，可是中选者往往是与父亲分家的不孝之子，按照传统伦理，实乃忤逆。举孝廉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

因为缺乏可靠的民意监督机制，垄断权力操控出来的道德模范注定是靠不住的。可惜历代帝王们，因为各自藏着培育顺民、供我驱驰的小九九，企图通过大树道德模范而诱民入彀，其结果也便可想而知了。

清朝的雍正皇帝虽然因为夺嫡疑云而难免民间议论，而且酷嗜对大臣使用特务手段，但却偏偏喜欢高谈道德。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奖励拾金不昧。据雍正朝的《实录》记载，1727年（雍正五年），一个锄草的满人在送钱粮的途中，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精神实在可嘉，真乃国之脊梁啊，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于八旗中宣传此事。这是雍正朝报告拾金不昧事迹并且得到皇帝嘉奖的先河。

第二年，那个被二月河小说写出了名的河南总督田文镜上奏皇帝，说是他治下的河南一农民更了不得，在地里捡到了170两银子不仅如数交还，而且不受失主报酬。雍正这回出手更大方，既给农民赏银，还赐了个七品顶戴[注: 顶戴清朝皇帝的朝冠有冬夏之分，是皇帝在朝会、祭祀时戴的礼帽。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无论冬夏朝冠皆帽檐上仰，]，并传旨要求官绅士民各界学习效仿。仅仅一个月，田大人报告在他的辖区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雍正龙颜大悦……好家伙，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联翩而至，“道德卫星”比赛式地一个接着一个放了出来。“好人”也不再局限于底层夫役，而遍布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好事”也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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