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宣南诗社的挚友，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被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在友朋中引发怎样的希望，由龚自珍的《送钦差大臣林公序》可证。较诸龚自珍的浪漫主义，久历封疆大臣的林则徐，在政治上更倾向实用主义，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婉拒龚自珍願充幕僚的要求，只身前往广东，首先争取总督邓廷桢、提督关天培等文武大员的支持，特别注意与时任广东巡抚的满洲正红旗[注: 正红旗，位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建於1601年，因旗色为红纯红而得名。-zhenghongqi]贵族怡良搞好关系。怡良继兼署粤海关监督，直接管辖对外贸易[注: 对外贸易亦称“国外贸易” 或“进出口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这种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却在林则徐罢官后仍反对满洲正黄旗出身的权臣琦善，表明事关中华文明存亡，满洲统治集团内部已起分化。

    民国以来，林则徐已成各级历史教科书歌颂的民族英雄。但揆诸历史，林则徐主要可谓帝国的忠臣。

    人们早已指出，满清顺康雍乾四朝，特别是由皇帝而太上皇长达六十四年的乾隆帝，在位期间反复强调的道德最高尺度，就是“忠君亲上”。那反面便意味着明清官方都肯定的所谓朱子学的道德理念，什么三纲五常，什么三从四德，面对满清皇帝的“忠君亲上”尺度，都不过是话一句耳。既然大忠莫过于“忠君”，大孝莫过于“亲上”，那末全部构建于三纲五伦基础上的所谓儒家伦理，岂非毫无价值？如今所谓新儒家，无不回避历史考察，极力宣扬抽象的所谓儒家原教旨主义，奥秘是否正在于不敢正视历史？至少应属历史课题。

    那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历史角度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