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申报，保护才是根本

在11月18日召开的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上，国家文物局时隔6年首次更新并公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后的名单共45项，比2006年12月公布的35项增加10项。

近年来，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高涨，多个省市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将一些价值突出、申遗潜力大的文化遗产项目列入预备名单；另一方面，世界遗产委员会[注: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政府间组织。]对世界遗产申报要求越来越严格，此外，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的遗产类型日益受到重视。从这份更新的预备名单也能看出近年来世界遗产在概念上的延伸和变化的趋势：大批联合申遗项目入选，且多为跨省区市，中国白酒老作坊、辽代木构建筑、红山文化遗址、中国明清城墙、丝绸之路、土司遗址、侗族村寨等多个项目均为联合申遗项目；稀少种类文化遗产数目大量增加，比如农业遗产、文化线路等在世界遗产名录[注: 《世界遗产名录》-为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在第十七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wWW.LSqn.Cn]中属于“少数”的项目得以入选。

在这份官方名单公布不久之前，另一则有关申遗的新闻《中国十大名楼将联合申遗》被炒得沸沸扬扬，直至专家指出十大名楼许多都是现代新修的，仅岳阳楼、天一阁等少数楼阁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名楼申遗有违“原真性”原则。

一些文化遗产项目被当成当地旅游业的“摇钱树”，申遗的意义由此也变成提高对GDP的贡献率，而最应该做的保护工作却被抛诸脑后。这也让我们面对不遗余力、声势浩大的申遗活动时不得不反思：申遗究竟是为提升文物价值、增强社会保护意识，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联手追逐政绩与商业利益的手段？

可移动文物有望进一步摸清家底

10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务院决定成立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由刘延东担任组长。此次普查从2012年10月到2016年12月，分3个阶段进行，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负担。

此次普查的范围是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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