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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找他自杀的原因。有很多人就讲，我父亲是被他亲家罗振玉逼死的，还有说他是做生意赔了钱了，悲观厌世，殉情……这些都是乱猜测。那个时候议论纷纷，在北京，尤其是当时有一份日本人办的报纸，天天讨论这件事讨论了好一阵子。但我们当时年纪非常小，对他们这些说法我也分析得不是很清楚。
新京报：当时你只有14岁，心情是怎样的？
王东明：像天上掉下一个炸弹，天崩地裂。家里的佣人都受到很大刺激。
新京报：你写到父亲“寡言笑”、“没有娱乐两字”，他很严肃吗？
王东明：他很内向，外表看起来是很严肃。其实他很热情，为人很诚恳。所有交往的人都是跟他志趣相投的读书人，爱好研究的。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相当的自信，认为现代人只求文字方面表现，不求感情方面、内容方面的讲究。
新京报：你对父亲是敬畏还是亲热？
王东明：我在日本出生，他当时生活上非常寂寞，没有很多使他高兴的事情，一见到我是个女孩子就非常喜欢。我对他敬畏和亲热都有。他曾经教我念书。我的一部《孟子》半部《论语》都是他教的。那时候每天上课就是背书，背完了他就问还有问题吗？没有什么的话就教新的，完全靠自己去练。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到“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这种“光环”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王东明：小时候，在我的老家，大家都认识我，都知道我父亲是谁。后来我有一阵子念书念晚了，同年纪的人比我念得早，那个时期有自卑感，都不敢在别人面前说父亲是谁，因为害怕有失父亲的颜面。有人也问我，为什么不在大家面前炫耀一下父亲？其实别人问到的时候我也会说。然后大家会觉得父亲是那么了不起的人物，我感到父亲的光环，给我很大的面子，很光荣。
新京报：为什么你又说“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
王东明：愧疚是因为他当初教我念书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念。当初随随便便的，他也不会罚我，昨天的书还没有会呢，他就说明天一起念呗。现在想想我学无所长，不能好好的有所作为，就有对他的一种愧疚。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王爽 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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